中国印章文化发展浅谈

 

 

 

 

作者：王来和

 

 

 

 

 

    印章，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产物，它是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广泛需求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因其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

 

 

 

 

 

 

    据沙孟海先生所著《中国印学史》介绍：“社会经济发展到春秋时代，铁工具已经开始使用，农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促进了手工业与商业在列国间的广泛发展，作为保证货物安全转徙或存放的信用凭证的印章，必然已经通行。春秋中期季武子用玺书的故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今天遗存的大量古玺，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春秋时代的，不过我们目前还无法加以鉴别罢了。进入战国时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起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印章更被大量使用，并且达到了全面发展的程度。”

 

 

 

 

    风格质朴的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是一个诸侯割据、各行其事、战火纷飞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百家争鸣、思想活跃的时代。各种思想、学说自然地会渗透到各种领域，印章也从最初作为手工业与商业在人际间交往的凭证，逐步登上政治的舞台。苏秦佩六国相印游说诸国就是一个例证。

 

 

 

 

    各行其事，是这个时期的印章的主要特点。从现存的官私印章实物来看，无论书体（各国通行的文字）、材质（金、银、铜、玛瑙、牛角等），还是尺寸、形状，均无特殊定制。其文字之奇诡难辨、章法之参差错落，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印人不受某些条框的束缚，自由地将自己的审美情趣注入创作之中，使印章呈现出一种自然、率真、质朴的艺术风格。当代著名书画、篆刻家来楚生先生就是从其风格中得到启发，用古玺的章法表现小篆的内容，而开现代篆刻的先河。

 

 

 

    古朴典雅的秦汉时期

 

 

 

    战国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之后，终于被秦始皇的强大武力所吞并，从而奠定了秦王朝的统治地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地位，各种思想、学说受到压制，焚书坑儒及残暴统治加剧了其王朝的灭亡。但文字的规范统一，却为国家的治理和政令的实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印章，在政治需求的形势下，有了严格的规定。为了体现王权的尊贵，只有皇帝所用的印章称“玺”，以玉制作；臣民使用的印章称“印”，用金、银、铜等制作。入印的文字是秦书八体中的“摹印篆”（秦小篆的一种），印章风格趋于古朴平整。

 

 

 

 

    秦王朝统治时间不长，十几年后，便被汉朝取代。

 

 

 

 

    汉朝基本沿袭秦制，但儒家治国思想逐步形成，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更加完善。为了体现统治者的权威及公私间交往的便利，专门创造了一种用于印章的文字：“缪篆”（小篆与汉隶之间的一种字体）。缪篆简便、易识，笔画横平竖直，方中带圆。其特点在印章的章法中极易体现出伸缩挪让、顾盼呼应的艺术效果，迎合了儒家谦和恭让、端庄典雅的中庸哲理。应该说，汉代印章中所蕴含的这种美学思想，奠定了其在中国印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也成为历代文人篆刻家学习的楷模。

 

 

 

 

    汉代官印分文官印和武官印两种。文官用铸印，武官用凿印（凿印是将预先制作好的印坯由印工用刀直接凿刻而成，为武官急赴前方战场佩带所用），也称急就章。齐白石先生就是从急就章中悟出机理，而成一代大家的。

 

 

 

 

    印章衰退的唐宋时期

 

 

 

 

    唐宋是书法、绘画的鼎盛时期，但印章却远不如古朴典雅的两汉时期。尤其到了宋代，七叠篆、九叠篆被官印广泛使用，而且印面硕大（汉印精巧别致，规格在2．5公分左右。唐宋官印在5－10公分左右），印章风格也由汉代的白文印变为边宽厚重的细朱文印。钤于官防文告上的大红印章，彰显出森严威猛的官府气派。从另一方面讲，“九叠文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标记。叠而用九，有指为约数，旨在形容折叠之多的形象，故而取九为数之终的含义。但也有指‘乾元用九’，以形容皇权至高无上之意。作为一种伦理纲常的寓示，它反映出明显的封建社会的文化心态。”

 

 

 

    唐宋的民间印章，虽存汉印遗风，但毕竟受社会大文化的影响，气韵已不及前人。左盘右绕的叠文篆，虽不足效仿，却为明清文人刻印提供了某种启示，可谓柳暗花明。

 

 

 

 

    文人刻印的明清时期

 

 

 

    古玺、汉印，虽美轮美奂，但因作者姓名、身份难以考证，当代学术界一致定为印工。宋末元初，大书画家赵孟頫虽自篆印文，但因金属印材所限，仍由印工完成。赵孟頫对印学的贡献巨大，尽管他不是一位集写刻于一身的篆刻家。他与最早的印学理论家吴丘衍提倡的以汉印为正宗的审美观在元代文人、士大夫中被普遍地接受，从而奠定了文人刻印以汉印为基础的美学思想。

 

 

 

    明清时期的社会变革，促进了艺术思想的碰撞、渗透和衍生，也促进了印章艺术的繁荣和转型。在社会文化环境适合的土壤中及石质印材的大量发现和使用下，一些失意文人、书画家纷纷介入印章创作的领域，他们以自己的学识和对印学内涵的不同见解，在汲取前人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地将自己的情感及书法、绘画的某些因素注入创作之中，使方寸天地中呈现出气象万千、五彩缤纷的新面貌，并由此而产生出浙、皖诸家流派，流派间的相互渗透，又将印章艺术从一个高峰推向另一个高峰。

 

 

 

 

    明清文人对印章艺术的贡献：一、把印章从过去单纯实用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使它不但能实用，而且又能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品种供人赏析；二、打破前人印章模式化的束缚，引入“印从书出”的理论，达到刀笔互见的艺术效果；三、将古玺、汉印的残缺美（古代金属印章因风剥雨蚀出现的笔画残缺，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自然美）引入创作之中，增强了印章的艺术感染力；四、以印材为载体，输入对人生的感悟、志向，增加了印章内容的文化含金量；五、提升了石质印材的经济价值和收藏价值（现在市场上，一块较好的田黄石、鸡血石，售价在几万元至数十万元之间）。

 

 

 

 

 

    客观地讲，“印章”一词已不能涵盖其全新内容，而应该称“篆刻”艺术。

 

 

 

    西泠印社对中国印学的贡献

 

 

 

 

    1904年，杭州的金石家丁仁、王福庵、叶为铭、吴隐等人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发起组织，成立了一个研究金石书画的艺术团体，得到许多学者、书画家的赞同。经过10年的集资规划和苦心经营，于1913年在西湖小孤山成立了“西泠印社”，并推荐当时名扬海内外的书画、篆刻家吴昌硕为首任社长；日本著名的篆刻家河井仙郎、长尾甲也远涉重洋，赶来入社。从此，揭开了中国印学史上的重要一页。它标志着中国的印学文化不再是个体的盲目探索，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印学史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现在，西泠印社已经有了自己的出版机构，并不断推出新人。

 

 

 

 

    1999年9月，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印学博物馆在西泠印社旁边落成开幕，这又是中国印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西泠印社真正成了“中国印学研究中心”。它的建成，为印学文化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此更可引申到古文字学、古文献、金石学、碑帖学等领域。

 

 

 

    推陈出新的当代篆刻与个性张扬的现代印风

 

 

 

 

    当代篆刻与现代印风的时间概念比较模糊，按目前较流行的说法，当代篆刻应从上个世纪“文革”结束至90年代初中期，领军人物当数上海的韩天衡。韩天衡在探索古玺、汉印和印学流派的认识上，确定了“奇中见平、动中寓静”“雄”“奇”“变”“韵”的主攻方向，强化不同于别人的清新感和写意画情趣，而独领当代印坛30年。

 

 

 

 

    韩天衡天资聪颖且勤奋，善书画，懂理论，以自身审美观念和扎实的文化功底塑造自我风格，其作品雄浑、大气、奇崛、灵动。他是将草篆和写意画的特点引入创作之中的开创者，同时，也为后学者拓宽了创作的思路。

 

 

 

 

    现代印风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期至今，由一批中青年印人和爱好者兴起的流行印风。这批中青年人敢想、敢干，个性张扬，但缺少传统的印学功底和必备的文化素养，缺少驾驭古文字和书法的能力，入印文字生编硬造，入印内容浅陋平庸，书体扭曲造作，章法布局支离破碎，是现代印风中存在的普遍现象。这也反映了当前市场经济下，一些作者急功近利、浮躁不安、难耐寂寞的心态。

 

 

 

 

 

 

 

    现代社会是中外思想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的时代，也是个性解放的时代。改革开放的形势，为现代篆刻家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创作空间。但是，掐断传统的源头，空中盖楼，篆刻这门古老的民族艺术之花就要枯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