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与“标准草书”
 

唐吟方

    于右任是书法界少有的理想主义者。他早年加入同盟会，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是国民党的元老，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长等职。地位虽然高崇，与他在书法上取得的成就相比，就显得黯然无光了。 

　　于右任是20世纪的书法大家，也是“标草”的创立者。如果说他挥写书法只属于书法家的“内修”，那么他致力于“标草”的创立及推广则是“外修”。于右任创立和推广“标草”的动机很明确。他说：“我国草书历史之悠长，书家创作之艰难，与历来推而不行之原因，可以知矣。但以社会需用之迫切，与民族文化所寄托，家有至宝，若不返而求之，非持不能保守，亦且无形退化，非特不能应天下之变，恐将发生极端之动摇，有与所载而俱坠之虞。”这段话其实很能看出于右任当初萌发创立“标草”的心理中确有保存“国粹”文化的愿望，他希望拿他熟悉的“草书”作为入口，实现他的文化理想。这与于右任早年办报著文倡导革命实出一辙。“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 

　　在于右任的眼中，一个民族的书写方式关系到这个民族的兴亡盛衰。他在“标草”自序里这样说：“文字乃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于民族之前途至切!现代各国印刷用楷，书写用草，已成通例;革命后之强国，更于文字之改进，不余遗力。” 

　　20世纪上半叶，知识界中受过欧风美雨洗礼的一部分人，从与西方文化接轨的着眼点出发，提出过方块字拉丁化的方案。于右任的“标草”参照了世界各国文字书写的通例，显然根植于中土，他不同于英美派知识分子提出的将汉字拉丁化的做法，而是采取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法，把从汉代到民国书家的草书字例，按照“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四个原则加以融通编撰。 

　　对于“标草”，刘延涛的评价是“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账，为将来文字开一新道路”。但是于右任为之倾注了巨大精力的“标草”，实际上并未出现他料想那样的结果。于的同时代人包括后继者绝大部分把“标草”和他领导的标草社视为一次艺术运动。除了标草社成员，当时的书坛少有人去接触“标草”。其中，有“标草”作为书体本身的原因，即草书本身是否可以作为“正体字”来推广。于在设计的初期大概已察觉到正体的问题，他命名为“标准”就可察知。他因书写的“简便”选择“草书”，但他忽视了草书在识读层面上的难度。草书写起来“简”，而识读对一般大众却相当陌生，更何况大众的实用书写向来有“正体字”的楷书和作为“俗体字”的行书二类，足敷使用，这个原因在根本上影响了“标草”的推行。于右任从草书家的理想出发或许只能做到诸部首组织结构方式、代表符号设计的准确性，制订周详细密的操作条例，却无法化解“标草”书写的便捷与识读难之间的矛盾。另外，“标草”推广同样面临着问题：民众凭什么舍弃正体和俗体，接受“标草”？“标草”既然是有规范的草书，它的推行、使用必然有一定的形式。但这恰恰不是某个个人或社会团体的能力所能及，需有政令的配合。试想一下，秦始皇若不动用至高无上的皇权，统一六国文字的大业能完成吗？于右任以一个儒生的鸿志，能翻订“标草”的一整套方案，却难以取得政府的支持，比如开办培训班，推广“标草”，或者将“标草”方案糅入民国的教育系统。他仅凭借个人的社会声望及标草社的力量，很难达到他所预期的以“标草”来“发扬全族传统之利器”目的。如果这样去看于右任和他的“标草”的命运，的确有点悲壮。 

　　阻碍“标草”推广的还有上世纪30年代后期的日本侵华战争，当时朝野无暇关注于右任在文化上的新贡献，尽管如此，于右任的“标草”在20世纪40年代的遭遇并不悲观，他一直乐观其事，坚持推行自己的主张，这从“标草”字帖半个世纪来的连续不断出版发行记录可以看到。到台湾后，于逝世的前一年，重张“标准草书社”的旗帜，其行为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五四”以后儒学解体，知识分子都在探索中国的前途，作为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于右任自有他的使命感，可以说“标草”是他文化理想的一个化身。虽然“标草”推广不尽如人意，但是，“标草”作为抗战时期文化建设的内容之一，应是毋庸置疑的。 

                                                 （本文转载自《拙风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