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公共性与权力运作

发布人：发布时间：2019-01-07

王岳川

在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公众效应并力求进行社会学价值评价的问题时，读到了韩国金容沃《石涛画论》，并被这段话所打动：“艺术创作的本质不在于笔，而在于笔传达的永恒；不在于墨，而在于墨引发的时空。艺术创作的本质不在于山，而在于静寂的本质；不在于水，而在于生命的活跃性。艺术创作的本质不在于古本身，而在于它拥有的原初性和开放性；不在于今本身，而在于它创造了坦坦荡荡的我的瞬间自由”。看来，每个人对艺术的感受都是不同的，在张扬“自我瞬间自由”的艺术家并不将所谓“艺术公共性”放在第一位，而那些一心获取公共性轰动效应的艺术家，其作品内在深刻性恐怕会打折扣。因而要获得艺术阐释的自我深度和和社会中的价值公共性共识，确实因为境界或视界的差异而变得言人人殊。

一   艺术公共性与现代性消费主义的纠缠

近20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实在“西方现代性”中绕圈子。具象的艺术表达方式在西方被逐渐边缘化，最有代表性的“极简艺术”使得绘画走向自身的边缘——极简到一张白纸并放逐形象而走向观念。在西风东渐情势下，中国当代艺术尤其是绘画走向了意象和思想观念的呈现，一些人尝试全面放弃绘画再现功能，力挺绘画的抽象性和表现的公共场域，甚至尽可能地将艺术公共伦理化。无疑，中国当代艺术亦步亦趋地缩小着与西方当代艺术的区别，甚至就直接成为西式的因袭表象，在完成中国式的文化转手中，放逐了自我创造性的深度理性思考和价值创造。

当代艺术另一维度——力求避免文化公众性而醉心于潜在的话语表达意向性——即反抗同质化潮流，从民众社会话语进入到个性价值解放，从艺术理念的群体表达到自我精神独特性的自白。于是，个人化的艺术形态，开始阻断公众性话语通道，成为拒绝公众性的另类表达。

另一些艺术家触及到这样的“文化盲视”后，开始改弦更张而致力于面对现代性制度下的公众艺术公共性或公共性艺术创作。于是，公共性艺术在现代城市空间中越来越引起公众的注视，无论是众多人为的社会性行为艺术，还是对西方前卫建筑的模仿的后现代建筑，甚至在电视媒体中的吸引眼球的艺术公众化，都将公共艺术看成公共空间中的不断制造的轰动性“事件”。当代艺术不再是审美景观的对象，而成为公共空间中意义爆发增值的过程，甚至成为公共空间中制造耸人听闻效果而一炮走红的“捷径”。

现代城市为公共空间的拓展提供了超越于传统的尺度，在消费主义的怂恿下，公共艺术开始不再理会艺术的精神深度，而是让公众放弃对深度的探求而成为“平面化”的消费艺术。在消费社会不断为大众制造新的欲望需要中，公共艺术放弃了“反抗性”，而与消费主义构成一种幸福生活的现世写照，使社会身份同消费品结合起来，消费构成一个欲望满足的对象系统，成为获得身份的商品符码体系和符号信仰的过程，加上广告的轰炸诱导，当代人不断膨胀自己的欲望，纷纷抛弃了独立思考的原则而加入到听从广告消费的物质饕餮大军之中，更多地占有更多地消费更多地享受成为消费社会中虚假的人生指南，甚至消费活动本身也成为人获得自由的精神假象。

公共艺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大众交流问题，不再因为过分前卫而出现理解阐释的困难。博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认为：“日常性提供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混合情形：由舒适和被动性所证明出来的快慰，与有可能成为命运牺牲品的‘犹豫的快乐’搅到了一起。”（博德里亚著《消费社会》，第14页）面对种种日常社会现象的解释，需要关注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公共艺术为人们了解生命的意义提供了怎样的新视界，为观察变动不居的世界提供了怎样的新角度。在后现代或者后物质时代，文化已经商品化，而商品又已经消费化。也就是说，艺术的公共化只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公共空间，才能被“炒”作和被关注。艺术的生活日常化逐渐演变为一种生活的挫折感并导致一种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流行，使得人生的意义在日常生活的低水平满足中，遗漏了最为重要的话语。在我看来，在日常生活和大众艺术的公共空间交流中，如何弄清个体存在意义，阐明在物质世界中人的存在的精神性，以及透视经济生活导致的幸福神话，对从事文化研究和艺术公共性研究的人而言，殊为重要。

二  艺术公共性与公共媒体的话语权力交错

伴随着数码复制的新传媒方式的出现，一种新的大众公共艺术—生活交流方式已然来临，文化消费与“媚俗”的审美时尚。文化消费中的最严重问题在于精神性的“文化危害”，又称为“智力危害”。一种文化模式被另一种话语体系重新论述，并且将历史维度抽离而成为一种非历史的替代品时，就变成了消费对象。这在大众传媒的网络时代尤其明显。

传媒“炒”文化的负效应使人们不再重视心灵对话的可能性，而是传媒成为一种话语权力的炒作。这种权力转化为金钱话语使得“广告”成为当代消费社会中的不倒翁。当代广告是商场货品的展示在空间上的巨大扩充。广告通过躯体欲望和消费需要的生产调动人们的内在欲望。在耸人听闻的广告词语后面的“幸福”话语，成为消费社会的人生意义“拯救”的代名词。当消费的意识形态通过传媒而上升为大众的显意识时，人们一旦误认为钱是正常的唯一意义所在时，社会的失序就不可避免。

通过传媒“炒作”的公共艺术当然有其社会链接的正面意义，但是我们同样不能放弃对其文化的负效应的追踪。传媒的全能性介入中断了人的独处内省和人我间的交谈，人们在放弃了最终的价值承诺以后，开始在消费社会中充分地享受身体欲望的放纵。身体在消费神话中成为新的神话：人具有自己的“处身性”，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觉的“生命”。身体已经从“面容之美”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身体的满足成为灵魂逃亡的最新形式——休闲本身的意识形态。人们在高速社会节奏中，将身体和欲望作为交换价值并被它所操纵，个体在日常生活的错觉中，自觉主动地变成了金钱和时间的附庸。消费欲望终于在金钱经济支配的大城市生活中树立起来，它在推动现代人去涉猎私人权力和私人空间当中，却开始抛弃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力。

当代法国社会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中认为：经济对人文和科学研究的控制在学科中变得日益明显。知识分子发现，他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公共论辩之外，而越来越多的人(技术官僚、新闻记者、负责公众意见调查的人、营销顾问、艺术策划，等等)却赋予自己一种知识分子权威，以行使政治权力。这些新贵声称他们的技术或经济—政治文化具有超越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学和哲学的优越性。传统文化发现自己被贬到无用雌伏的地位。传统式的知识分子的预言功能被抛弃。“这一套机构只是电视德行使了一种形式特别有害的象征暴力。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电视成了影响着很大一部分人头脑的某种垄断机器。然而只关注社会新闻，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空洞无聊或者无关痛痒的谈资上，这样一来，变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该掌握的重要信息”。（布尔迪厄著《关于电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5页）

其实，公共性艺术中的“身体”依然成为公共关注的热点，也成为艺术家们吸引公众视野的一种手段。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对身体的运用和塑型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话语权力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公共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或许，正是在身体成为资本的这种现代性图景中，身体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身体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被支配的“他者”(other)，身体还是一种话语的形式，在现代性的状况之中，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不平等话语权力关系。

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精神游戏性，成为了当代审美文化和公众趣味的中心。尤其是大众传媒直接刺激和消费身体性的东西，使得远距离的身体控制成为可能。于是，公共雕塑、公共行为艺术，公众文艺事件、政治波普狂欢等大众化的节日，成为今日现代高度发展时期的身体欲望话语的再生产。这样，身体与自我问题，身体与心灵问题，变成今日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肉体取代灵魂，灵魂在肉体中沉睡，已然成为今日艺术所关注的救赎与解放的问题。文化生产的象征符号所具有的话语单向暴力倾向，使得精英圈和日常生活文化圈之间也同样存在着一种对抗或潜对抗性。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心灵艺术与公共艺术之间，人们很难达成某种共识，只能各自按照自身的艺术洞悉或文化盲视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