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东方思想
中国文化需守正创新与持续输出——王岳川教授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
发布人:发布时间:2019-11-08
一 对文化输出的新体悟
记者:您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很早就提出“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两大文化理念,近几年的工作主要也是围绕这两方面,这次您赴美进行了为期二十余天的“中国文化和艺术精神”学术巡回讲演之行,您对文化输出有了哪些新的体悟?
王岳川:随着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中国文化日益引起美国的关注。我这次访美讲演主要有几个主题:一是《中国文化智慧的当代启示》,将中国文化提升到对人类新世纪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解决和启示的高度;二是《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力求纠正西方人过去对中国的成见,像“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负面的看法,同时促使我去研究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及其应具有怎样的形态。三是《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这个题目看起来是一个中性的题目,但是我把它和一种人类生态美学的精神生态平衡联系了起来。
在我看来,美国对差异化的中国文化的兴趣正与日俱增,人们谈论中国和中国文化,关注中国的发展进程,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从中发现中国快速发展的奥秘。
中国的崛起已经使美国形成了一种期待视野,美国听众希望我能够讲清楚是什么造成中国崛起这一巨大的经济神话?这个经济神话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根源?中国一旦成为跟美国齐平的经济大国,将对人类作出怎样的文化承诺?中国文化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创生新的价值体系供人类遵行?可以说,欧美在中国崛起之后,需要一种跨国文化阐释的声音,一种来自学术团体具有广阔文化视野的声音,一种有着中西交流善良愿望的“互体互用”的声音。“发现东方”是一种跨文化跨国际的理念,“文化输出”是一种具体的文化实践,必须由中国人中的双语精英来做,他必须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源,而且具有再创新自己思想的能力,才能有效地将中国文化的新世纪阐释传达给世界。
二 从西学研究中发现东方
记者:您曾经提到过国学与西学的结合首先要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在您看来,如今国学和西学结合有哪些新的生长点?
王岳川:我从北大读研期间开始研究现象学,其后从现象学走向解释学。现象学强调要回到事情本身,就是把那些虚假的历史信息、错误的惯性思维都排除开。解释学就是回到意义本身。我又从解释学进入解构主义,从解构主义进入后现代主义,从后现代主义又进入后殖民主义,从后殖民主义又进入东方学,我又提出“后东方主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基本指的是中东、近东,中国所在的远东被边缘化了,所以我在西学方面走向了第三个阶段发现东方,强调大国学、国际国学。
我通过西方解释框架来重新评价中国文化精神。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际和平。中国文化形象长期以来被妖魔化:“黄祸”、“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此起彼伏。在文化“冷战”模式中,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加以遏制。中国“三和文明”应该成为西方“三争文明”的重要补充和文化协调,在坚持“以我为主、东西互动、和而不同”的文化战略中,东方文化精神中的东方思维多层与多元性绿色和谐、辩证思维、综合模糊、差异和同思想,对西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文化无疑具有纠偏和启示之功能。当前西方文化的特征在于“三争文化”和“三片文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群体之间的斗争,国际之间的战争,而“大片、薯片、芯片”则在世界广泛播撒,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和危机。人类面临着十字路口,茫然无措,因此讲求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际和平的中国“三和文明”不应被边缘化。世界应学会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欣赏中国,使中国的“三和文明”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互为补充。
中国新世纪“守正创新”的大国文化不是扩张性文化,不是“中国威胁论”的冲突性文化,不是西方人眼中愚昧落后的衰败文化。中国文化是具有境界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观之博大精神的博爱文化。中国文化学者应该坚持在守正创新中可持续地文化输出中国应该在“物质现代化”进程中开始实现“精神现代化”,为人类带来更多精神价值财富;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本民族高度向人类共同高度出发;坚持文化拿来与输出中的自主创新,使中国思想成为人类思想。
三 实践中国元素和现场的意义
记者:您这次通过与美国大学师生的现场交流互动,直观地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文化和艺术的魅力,您如何评价这次交流的意义与反响?能否提供一些可供别的文化团体或者个人借鉴之处?
王岳川:中美两国的艺术交流有两大根深蒂固的缺陷:一个就是文化赤字,这导致了两国交流的不对等。基本上一个世纪以来,是中国向美国学习、请教,而美国一直对中国歧视。他们一个流派出来,立即风靡中国,而美国却从根本上忽略中国的艺术。第二方面就是由于两国长期的文化“冷战”,导致了彼此敌视、阻断交流、文化防备。要重新修复两国的外交很容易,但是文化的修复很缓慢,这个缝合需要双方高精尖的文化人、掌握文化话语权的人来做。中国必须拿出看家本领,让对方觉得你不是因袭他。现在的行为艺术,他一看就知道是玩儿剩的,你要么拿出他闻所未闻的、具有文化差异性的中国传统经典,要么拿出中国传统经典化成当代的审美意识。
我尽可能地在演讲的两个小时内,营造一种中国元素氛围。就像我们看的奥运会开幕式,在短时间内呈现书法、活字印刷、古琴、舞蹈等等中国元素。因此我写书法时在屏幕上播出我演奏的二胡《二泉映月》的录像,这些美国人很好奇,一面看着我笔走龙蛇,一面又看着我演奏《二泉映月》。演讲完当即就有几个美国大学艺术学院的研究生问我,去北京大学留学有什么条件。功夫在书法之外,要把中国文化元素做好了,西方自然就会觉得这是很精妙的。
现场的交流互动,力求显示出一种东方的人格美和精神生态美,一种谦和大度,知白守黑,不那么狂,保持中庸之道,谦谦君子,娓娓道来。如果我带着一种文化侵略性贬低别人,那么他就会贬低中国;如果我出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唯我独尊,那么他们也会认为是落后、僵化的。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那些美国孩子最初是很傲慢的,也是很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的,后来感觉都像是一群孔老夫子的学生,那个交流的气氛是非常好的。
四 文化输出的误区和中国形象的重塑
记者:您曾提出过,我们输出孔子思想的同时必须深思更深层的文化问题。在您看来,我们目前在文化输出方面有何误区?结合这次美国之行,您对文化创新和中国形象重塑有何看法?
王岳川:美国一个大学教授对我说,他很担心今天的汉语热会很快降温。他说十年前日本在美国掀起了一股日语热,跟日本政府的大量拨款和日本的经济神话有关系。今天中国的经济神话也出现了,所以很多人也愿意来中国学习汉语。但是如果汉语背后没有文化,文化背后没有思想,思想背后没有精神,这个神话终究会消失。因此我认为,当务之急不仅是派出汉语教师讲拼音语法,更多的是在解决了汉语初步水平之后进入文化的层面。思想文化、艺术文化、民间文化要传达出去,同时要进入思想的创新。奥运开幕式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文化的美妙,但由于没有可持续地展示中国文化魅力,痛失良机,本来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关注,结果我们没有第二步。
再一点就是我们输出孔子文化的时候也不可能完全原生态地输出,要把政治的孔子还原成文化的孔子,要把忠君的孔子还原成仁爱的孔子,把他还原成语言、文化、思想,不是宗教,否则的话就有可能把公羊学变成国家意识形态,孔子学院也就成了孔庙。经过这次对孔子学院的考察,我觉得文化输出有三个误区:第一个是简单地把文化输出定义为汉语输出,第二个是把文化输出简单地定义为中国元素的猎奇,第三个误区是艺术类的东西太少。西方每一个大学每个楼里面都有一部钢琴,我去过这么多孔子学院,没有听到一次古琴声、笛子声、二胡声,没有这些东西就捕捉不到中国文化气息。我们切记不要有零敲碎打的善良愿望,随便布置点儿什么东西就叫中国元素,中国应该有大文化战略,对应西方的霸权话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输出思想的缺陷是,我看到西方书店关于中国的书大多是风水算命、烹调做菜等,离正面的中国文化形象树立还很有距离。我还认为要翻译300本书,前100本是从孔孟老庄到王国维,这次我去海外孔子学院看到这套书摆在他们架上了,出版了大概30本左右,但是我仔细一翻,也有点不足,大部分都是当年的传教士翻译的。第二个100本是翻译20世纪的大师精品。第三个100本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化生态,建筑、书法、歌剧等等,让西方非常清晰地从文化里认识到当代中国的100个方面。
现在我正在做100集类似于Discovery的高清晰视频,借助影像网络传媒,传播中国文化。现在是大众传媒时代,很多青年人都不看书了。另外我也是受了一个刺激。我在国外但任客座教授的几年有一个体会,每天在像“中国新闻”这样的一个时段,它就播中国的洪水、瘟疫,或者是中国乡镇干部的粗暴腐败,到了晚上两三点,就开始播出黄山、苏州,很少有人能看到了。我就想拍100集类似于Discovery那样的作品,让西方青年们喜欢中国。
关于文化输出和中国形象的重塑,我提出十六个字:“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现在一些人崇洋媚外,守歪创新、守怪创新,误导民族集体无意识进行文化撒谎,是闻所未闻的文化失误。所以我坚持要守正创新。最后四个字,新世纪中国真的要崛起,必须有美学原则的崛起,这个崛起就四个字:正大气象。如果你承认是个大国,对全世界负责的大国,引领人类前进的大国,必须有正大气象。
根据美国高盛公司预测:到2028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学者越来越认识到:21世纪将不再由西方发达国家塑造,中国在走向强大的过程中,将会愈加肯定其古代文明延续下来的价值观,并创造出一种现代化的新模式中国模式。
中国学界乃至中国书法界应该放弃那种文化失败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而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定输赢,和谐救人类!在世界文化大转型的时代节点上,中国文化应该扬弃其僵化的元素,发扬其美丽的精神,为人类的幸福指数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