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书法”与书法现代性反思

发布人：发布时间：2019-12-12

“文化书法”与书法现代性反思

——兼与钱清贵先生商榷

朱中原

（北京大学第二届书法研究生班学员，现为《中国书法》编辑部主任）

　　2007年7月2日-9日，《中国书画报》连载了由书法家李彬先生采访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王岳川教授后所撰写的《“文化书法”的语境与当代价值取向》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王岳川先生提出了“文化书法”的新概念。他以反“西方现代性”为内容，构成“文化书法”的学术思想和主张，正在建构以“文化书法”理念为核心内容的书法新的理论体系。文章刊登之后，引起较大反响。钱清贵先生于2007年10月以《“现代性”是中国现代化文化本质所在——评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文化书法”观》为题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和回应。而且此文又以同样标题和同样篇幅发表于2007年第10期的《书法》杂志（上海）上。

　　钱清贵老先生的“执著”于此可见一斑。

　　在这篇文章里，我先不就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来对钱先生进行反驳，单就钱先生文章中的一些不实之处、谬误之处、混乱之处进行一一辨析。

　　先抛开王岳川教授的“文化书法”及钱清贵先生观点的对错不论，单看钱清贵先生文章的主标题：“‘现代性’是中国现代化文化本质所在”。我想问钱清贵先生的是：什么是现代性？什么叫“现代性是中国现代化文化本质所在？”什么又叫“现代化文化”？在所有的学术著作及学术刊物中，我只听说过有“现代文化”这一说法，而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现代化文化”这一说法。而且就即便是这一说法成立，那么，说“现代性是现代化文化的本质”又岂不是画蛇添足？何况，“现代性”未必是“现代文化”的本质所在。因为“现代文化”里包含的成分比较多，它是各种文化的综合体，怎么能笼统地说“现代性”就是“现代文化”的本质所在呢？“现代性是现代化文化的本质”，这个标题不但观点错误，而且连基本的语法都不通，眉毛胡子一把抓，连基本的学术概念都没有搞清，就来这里大放厥词，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态度呢？这里我想告诉钱先生的是：建议你下去好好做一做学术功课，把“现代性”的学术概念弄懂了再来好好反驳。

　　接下来，我们再把他的主标题和副标题结合起来看一看。我不知道他的主标题和副标题之间到底有何联系，也就是说，钱清贵先生的所谓“现代性”究竟和王岳川先生的“文化书法”有怎样的联系？在我看来，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八竿子打不着。用“现代性”来批驳“文化书法”实在是一种牵强，是一种非常拙劣的手法。我不知道钱老先生是怎样把他们联系到一块的？难道说一谈“文化书法”就是对“现代性”的否定了吗？显然不是。

　　标题都出了如此之大的问题，那么，整个文章就失去其基本的学术价值了，通篇都是在进行想当然的言说，看似有理，而实则是缺乏严格的学术训练和严谨的学术态度。由此可以判断，钱先生既不是书法界中人，更不是学术界中人。

　　如果读者诸君不相信我对钱清贵的判断，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钱先生一长串的个人“辉煌”简介吧：“……中国诗歌文化中心、北京中联科教育研究中心等研究员、《科学中国人》杂志重点作者，《中国老年书画艺术》编委理事。中国信息协会、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农民日报大地书画院、东方美术馆艺术家协会、中国国画家协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等会员、香港画院一级书画师、画圣吴道子研究会副会长……先后撰写了《从前景说试论书法前景》、《中国现代书法创新之我见》、《中国画前景诌议》、《论中国书法文学样式的多元性》、《论中国现代书法文字样式的多元结构》、《书法形态争论思考与新的认知》、《试析21世纪中国书法发展趋势》、《书法运动原点论与悖论》等数篇10余万字的论文。提出‘中国书法文样式多元论’的学术观点，得到了社会和学术、艺术界的普遍认同，该论……较为详尽地为中国书法艺术样式作出了科学的多层面的多元分类。在中国书论史上第一次将我国‘汉字式’的少数民族书法，以及日本、朝韩、越南等国书法与汉字书法并列于‘中国书法’之中。为构建符合人类文化发展，属于世界的‘中国书法艺术学’的理论体系，提供了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和书法艺术若干历史与现实存在、发展、变化的物证依据。”这个简历是我从百度百科上找到的，应该说是比较权威的。原来的简历比这个还长得多。然而，只要我们细看简历，就会发现，这位“大名鼎鼎”的钱清贵先生，恕我孤陋寡闻，他所列举的那些职务和头衔，几乎没有一个是正规的，大都是花钱买来的，在我上大学本科的时候，就有北京的多家这样类似的单位来信邀请参加云云，反正只要交了钱就给你一个什么长什么院士之类的头衔。至于他所写的那些文章和提出的那些观点如什么“书法文字样式多元论”，我一个也没有听说过，而且我也问过很多书法界的理论工作者，也一个都没听说过。这就奇怪了，既然连书法界和学术界都没有听说过，那他的简历上怎么又会有“得到了社会和学术、艺术界的普遍认同”的说法呢？更为荒唐的是，其简历上还大言不惭地写着什么“在中国书论史上第一次将我国‘汉字式’的少数民族书法，以及日本、朝韩、越南等国书法与汉字书法并列于‘中国书法’之中。”中国当代搞书法理论研究的，我基本上都熟悉他们的观点，但就是没听说过一个叫钱清贵的，如果是我孤陋寡闻，那么，难道书法界和学术界那么多人也同样是孤陋寡闻吗？看来，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钱清贵的学术研究成果已经超过了当今书法界和学术界的所有人，以至于连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研究成果；另一种可能是，钱清贵是个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和书法训练的不知天高地厚、自吹自擂之辈。到底属于哪一种情况，无须我分辨，读者诸君自会知晓。

　　更为可笑的是，这个名叫钱清贵的人还在他的文章中，恬不知耻地把自己简历上的一段文字直接抄了下来：“考察中国书法十多年的‘现代书法’运动，中国书法现代派为中国传统书法实现向现代的转型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并且催生和创生了一些具有‘现代性’的现代艺术的文化成果。比如：产生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中国书法文字样式多元论》、《中国现代书法文字样式多元结构论》、《书法运动原点论与悖论》等系列文章，这为构建中国书法现代学科理论体系提供了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的理论成果，也为书法的历史存在、发展，发展的现实存在，提供了若干事实和物证的依据。”这段文字是我从他文章中抽出来的，还有很长一段我都懒得抄下来了。这段文字与其各种简历上的文字一模一样。很显然是属于自己吹捧自己的。如果自己真的做出了贡献，那倒还情有可原。问题的关键是，他把中国现代书法理论研究的成就竟然给揽在了自己头上，然后又说他自己的文章《中国书法文字样式多元论》、《中国现代书法文字样式多元结构论》、《书法运动原点论与悖论》竟然是为“现代书法”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还自诩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化成果”。如此露骨的自我吹嘘，其手段之拙劣实可见一斑。说实话，我见过不少自我吹嘘的人，但却从未见过吹嘘手段如此之低下拙劣的人。我和搞“现代书法”的一些人也有过不少的接触，可是，我从来没有听他们说“现代书法”的研究成果中有这么几篇文章。这简直是闹了个大笑话，连书法界的人都差点被忽悠了。所以，我也顺便提醒一下搞“现代书法”乃至其他书法的朋友，当心被一些宵小之徒给忽悠了。

　　不要说钱先生在书法理论界有什么重大影响和地位，就是单看其书法创作，也是个业余爱好者水平，其书法创作在基本的笔法上都还没有入门，更惶论其他了。如果大家不相信我的判断，我在文中再附加一些他的个人书法作品照片，让广大书法家来欣赏欣赏这个为中国“现代书法”作出过卓越贡献的所谓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

　　从钱清贵的书法作品来看，其书法笔力软媚，线条靡弱，无章无法，既没有传统功底，更没有一点现代气息，既不是所谓的传统书法，也不是所谓的“现代书法”，他不是大力鼓吹书法现代化吗？可是其书法中却丝毫没有一点创新的东西，实在是令人不忍卒读。这与钱先生高吼的所谓“书法文字样式多元论”、“现代性”哪里沾得上一点边呢？很显然，这个人就是一个连书法常识都不懂的门外汉，是个忽悠人士。读者诸君不要被他华丽的文字外表所迷惑，其实内里都是一些空洞、虚无甚至错误百出的东西。

　　谈了这么多，让我们再来看看其文章立论及论证的谬误之处。

　　其实，钱先生所谓的学术立场一见便知，那就是，要肯定“现代性”，论证现代性的好处。可是，肯定“现代性”和提倡“文化书法”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钱先生把这两个杂糅在一起，混淆不清，对他所认可的“现代性”也没有给出一个科学的合理的解释，而所提的都是他自己所杜撰的“现代性”。他抓住了“现代性”这根救命稻草，似乎什么东西只要一灌上“现代性”这个口号，便是无坚不摧、无可挑剔的了。其实，这恰恰是他内心虚无的表现。

　　钱先生最大的问题就是把“现代性”和“现代化”混为一谈。“现代性”（modernity）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均起源于“现代”（modern）。作为时间范畴概念，“现代”与“古代”、“传统”、“过去”相对，具有新的和当前的性质，也具有无限延续性。因为“现在之现代”必将成为“将来之古代”、“将来之传统”和“将来之过去”，故而“现代”并非一成不变，它要随时间和参照系的变化而不断演变。作为历史学领域概念，“现代”泛指“近代”以后，即1900年垄断资本主义取代自由资本主义以后人类所经历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现代化”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指朝向现代方向发展，相对于前工业社会阶段的发展而言；而“现代性”则是一种状态，指具有现代的特征和属性，是相对于落后的状态而言的。现代化是动态性的“因”，现代性则呈现为静态性的“果”；由现代化的过程，产生了现代性的特征。不过，“现代性”概念的最深的层面，却是属于哲学反思所把握的时代本质与精神。就这一意义来说，“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在经济学与社会学层面上谈论的范畴，表明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以及在这一文明变化过程中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上的根本性变化。“现代性”则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从哲学的高度审视文明变迁的现代结果，着眼于从传统与现代的对比上，抽象出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着眼于从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上把握现代化社会的属性。“现代化”是一个传统社会历经全面变迁而获取“现代性”的过程，而以社会的理性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产业化、文化的世俗化及现代人格的形成为标志的“现代性”，则是“现代化”的结晶。“现代性”的诱惑、挑战、压力及人所具有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本性，使“现代化”既带来文明和进步，又孕育着危机和动乱。因此，既要向现代性挺进，又要克服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就成为人类所面临的双重困境。“现代性”的具体表征是工具理性化、科层化、中心化、一元化、专门化等等，它所崇尚的是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这个既是“现代性”的优势所在，同时也是“现代性”的弊端所在，因此，才有后来哈贝玛斯等人的“批判现代性”理论的产生。由此可见，“现代性”本身也是一柄双刃剑。当中国书法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遭到了现代性的浸袭的时候，书法也面临着自身本体变革与文化焦虑的危机。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对“现代性”尤其是所谓的“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是非常必要而及时的。

　　当然，反思现代性并不等于是否定现代性。现代性虽然具有种种弊端，但并不是哪一个人说否定就能否定得了的。王岳川先生是后现代研究专家，他早在90年代初就开始了对现代性和后现代的研究。可以说，他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是相当了解的。当然，他后来的学术旨趣又发生了转向，他从研究西方文化又转向了东方文化，致力于从文化学角度阐释书法的文化价值，进而提出“文化书法”，提出“文化书法”并不是对“现代性”的全盘否定和全面反动，而是一种批判性反思。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那就是，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反后现代主义者，这又怎么能说他是一个“现代性”的反对者呢？在他看来，所谓的“现代性”，并不是我们单纯所说的西方性、美国性，“现代性”是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学术潮流，而所谓的“现代化”，也不是我们单纯所说的“西方化”、“美国化”和“基督化”，当然也不是单纯的“东方化”、“中国化”，而是一种中西文化对话。我们的立场是中西对话而不是中西排斥，既不是中国本位主义也不是西方本位主义，既不是全盘西方化也不是全盘中国化。

　　钱清贵在文章中还说，“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一个国家或民族发奋意欲‘西化’，表现出这个国家或民族发奋图强的意愿和实践方向，因为西方现代文化是代表着人类文化的先进文化。”这话就说得更离谱了。自五四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就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而在文化上则主要表现为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论战，其中，文化激进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了上风。自五四运动到现在，中国的文化论战，实际上都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状态之中，往往是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要么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文化国粹主义，要么就是极端的西化派和文化激进主义，对于传统文化，要么是不加批判地全盘维护，要么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而对于西方文化也同样如此。在文化观念上，我们既缺少一种批判性的姿态，同时也缺少一种包容的文化和学术眼光。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怎么又能单单说“西方现代文化就是代表着人类文化的先进文化”呢？人类的先进文化本身是不分中西的，而中西文化本身又是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的，文化本身只有不同特质之分而无高下之分。我十分赞同历史学者秦晖先生的一句话：“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在他看来，文化本身没有高下之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各自的文化特点，各自的文化也都有优劣，本身不存在东西方文化哪个更高的问题，应该各取所长。从总体上看，中国是德性文化，西方是智性文化，中国文化偏于静态，西方文化偏于动态。那么，到底是德性文化好呢还是智性文化好？到底是静态文化好呢还是动态文化好？我的回答是各有分殊，恐怕没有那么绝对化、肯定化。这并不是一种折中之见。因为中西文化传统本身有着特殊而久远的历史演变，其中的形成过程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因素，文化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只能适合于本土语境，完全地以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路，则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的绝灭。因而文化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也不是简单地挪移、嫁接，而是需要融合和对话，文化的融合本身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只有西方的文化才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化。

　　进而言之，依照我的理解，王岳川教授所说的“文化书法”，就应该是一种体现本土文化精神的书法，强调本土文化精神，当然不是反对和否定西方文化。我认为在书法问题上，本身与西方文化没有太大关联。有人说“文化书法”本身还是书法，说了等于白说。当然，话说回来，“文化书法”当然是书法，即便不说“文化书法”，我们也仍然需要强调书法的文化性。但是，如果结合当今特殊的文化语境，那么，“文化书法”的提出似乎就更具有一种针对性和迫切性，它所针对的是当下文化语境下的书法形态变异。因为，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中国的书法在今天也逐渐被西化了，而书法是体现中国独特文化魅力的艺术，它所拥有的是中国的表现元素和美学特征，是东方汉字艺术的审美表征。而西方所谓的“书法”则不过是拼音的组合而已，西方的文字是表音的文字，东方的文字是表意的文字，表音的文字本身也可能形成“书法”，但这种书法却决不是中国的“书法”。我们中国人谈论书法，当然也不应该排斥西方人的“书法”，但是，如果要把中国的“书法”西方化，那无异会改变中国书法的本体特征。因此，关于“文化书法”的问题，不是说要用东方压倒西方的问题，而是关涉到书法的本体形态的问题，如果书法西方化了，连“书法”都不是了，又何谈文化呢？所以，有人对王岳川先生的“文化书法”提出质疑，我当然表示理解，但是，我们更应该思考中国书法的文化出路问题。王岳川先生的“文化书法”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现代性的粗暴排斥，而是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性反思。当然，东方书法对“西方现代性”的理性反思，并不是说对西方文化观念的全盘排斥，而是批判地吸收。比如，“现代书法”中对西方抽象绘画观念的吸收，我认为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不能全盘否定“现代书法”的理论探索。

　　当然，王岳川说部分“现代书法”家一味地排斥传统，认为“传统无本体”，传统书法是实用书法，没有艺术。我认为他说的并没有错。“现代书法”的探索者可以去搞现代派实验，可以大胆地超越传统，也可以去搞西方的抽象绘画实验，但是，如果脱离了书法本体，脱离了汉字，那么这本身就不是书法了。你可以认为你是在搞“现代艺术”的实验，但却不能认为这是书法。因此，我认为王岳川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而钱先生虽然在这点上与王岳川先生大相径庭，但却并没有拿出有力的论据来针对王的论点进行驳斥。而是举了中国民间社会中流行的所谓“符咒书法”和“民间吉祥符书法”来进行反驳。并认为“在观念书法和汉字书法二者结合体上，中国书法史上还有一种称之为‘民间吉祥符书法’，这也是一种表达观念的书法”。这种反驳不但是无力的，而且是相当谬误的。此种观点的谬误之处即在于，它随意地扩大了书法的范畴，对书法概念的外延进行了任意地扩大和泛化。钱文的意思似乎是说，凡是表现观念的与汉字沾点边的艺术都应该是书法，甚至将那些民间的祭祀所用的符咒都当作了观念书法和“民间书法”，并用以和“现代书法”相提并论，这显然是一种想当然的主观臆断。这种论断导致了书法本体的虚无。连什么是“民间书法”的概念都没有搞清，就来妄谈书法，可见其无知的程度。难怪，其创作的书法作品成了四不像的怪类，估计是真正的“民间书法”。我想告诉钱清贵先生的是，所谓的“民间书法”，是指与传统帖学书法不同的散落于民间的碑刻、拓片、简牍、残砖、瓦当、墓志、摩崖、造像、画像石、甲骨片等，这些才是真正具有艺术魅力的“民间书法”，而不是钱先生所说的“符咒书法”。这些“民间书法”虽然不能同经典的帖学书法相提并论，但是却大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史，尤其是成为了当代书法创作中的取法素材，它是对中国书法审美特质的丰富和完善。诚如“现代书法”一样，任何一种书法，都可以表达观念性，但并不是表达观念的艺术就是书法艺术，否则，像同样可以表达观念的文学、戏剧、音乐难道也是书法了？

　　我的观点是，“文化书法”的提出，显然是有其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当然，对于“文化书法”，不是不可以争鸣，关键是在讨论“文化书法”时，我们必须要搞清“文化书法”提出者的文化背景，必须要将“文化书法”讨论放在当今这个大的时代语境之下，而不能作孤立的辨析，更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否则，任何争论都会陷入一个死胡同。任何学术观点都是可以争鸣的，但争鸣的前提是，必须要对这种学术观点进行充分的了解和把握，否则，就是一种皮相之论。

　　（原载《书法》2007年第12期，收入《文化书法美学立场论文集》，海天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