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理性精神的基本特性

何金俐

（北京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

一  艺术理性精神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艺术观

我无意于建构新的术语，但今天，当理性与非理性以“主义”的姿态被各执一端的人信誓旦旦地把握的时候，我很怕有人马上将我的想法归类，我仅是希望有一个尽可能恰当而不至于被误会的名称来阐述我的倾向。

不过，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领悟和超越的过程-“人类对‘认识你自己’远远没有结束，这是一个不断扬弃、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过程。”[1]从历史的发展看，某一历史时期执著于一端的思潮往往给后来者以开启新的意识之门的启示。正如同休谟的经验主义及怀疑论将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惘中唤醒，并使哲学的形而上本质在一定层次上有了更丰富更具包容性的特质一样，今天的直觉主义、唯意志主义、非理性主义张扬到“本能主义”的时候，倒可以使我们由非理性的极端来反省极端理性的失误。由此来看，今天，进行人类精神重建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之所以以“艺术理性”精神（Art Rationality）(这里应该说明一下，“理性”一词有多种译法如“reason”、“rational”、“rationality”等，我使用“rationality”一词是因为我认为它包含有培养、生成、趋向合理性的建设性内涵，与康德的先验理性（reason）不同。)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艺术观，是出于以下想法：我以为，自从1969年马尔库塞《论解放》（On Liberation）一书提出将“新感性”（New Sensibility）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变革的力量，一种向现有的的黑暗秩序进军的武器以来，我们已经对“本能”的被压抑状态有了较充分的认识。马尔库塞的意欲是非常清晰的：“新感性已成为一个政治因素。……新感性，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着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织‘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的进化。”[2]

因此，他说：“审美这个词，就其‘相关于感官’和‘相关于艺术’的双重含义看，可以用来表示在自由氛围中‘生产-创造’过程的性质。技术一旦具有艺术的特质，便会将主观的感性转化为客观的形式，即转化为现实。这种转化的现实就是那些男人和女人的感性。他们因为已战胜自己的原罪感而不再感到羞愧，也即是说他们已学会不要使自己与虚伪的父辈们一样，去建造、容忍、忘记奥斯维辛和越南战争的历史，以及忘记所有世俗和宗教拷问的迫害室，还有犹太区和大公司巨大的楼房；而且，不要向他们的父辈那样，去崇拜这个现实中更高的文化，只有当男人和女人的行为和思想都摆脱了这种认同化后，他们才会打碎把父辈和子孙一代又一代地连在一起的那条锁链。他们将不会赎回那些与人性作对的罪恶，相反，他们将拥有自由，去终止这些罪恶，并阻止它们重演。实现这一点的机会，并非要人们回到过去，只要消除那种把人类历史变成控制和奴役的历史的根源就行了。这些根源是政治经济的，不过，既然这些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重新塑造着人类的需求和本能本身，那么，只有将政治经济的变革，贯通于在生物学和心理学意义上能体验事物和自身的人类身上时，只有让这些变革摆脱残害人和压迫人的心理氛围，才能够使政治经济的变革中断历史的循环。”[3]

正是基于上述理解，马尔库塞才认为：“新感性已成为实践：新感性诞生于反对暴行和压迫的斗争，这场斗争，在根本上正奋力于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形式；它要否定整个现存体制，否定现存的道德和现存的文化；他认定了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权利：在这个新的社会中，由于贫困和劳苦的废除，一个新的天地诞生了。感性、娱乐、安宁和美，在这个天地中成为生存的诸种形式，因而也成为社会本身的形式。”[4]

显然，马尔库塞的“新感性”是与法兰克福学派整体否定、批判的战斗精神是一致的。在他看来，没有感性层面的变革，古老的亚当（原罪）又将会在新的社会中被重新创造出来；而且，自由社会建立的前提，就在于与世界习以为常的经验决裂，与被肢解的感性决裂。被现存制度的合理性支配和束缚的感觉经验愈发使人不能得到那种可使人得到自由但并非习以为常的经验。鉴于发达的资本主义所实行的社会控制已达到空前的程度，即这种控制已深入到实存的本能层面和心理层面，所以发展激进的非顺从的感受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反抗和造反也必须于这个层面展开和进行。

因此，他在《阻碍革命和反抗》（Counter Revolution and Revolt）中明确提出“激进的感性”.（Radical Sensibility），强调感性具有的破坏旧历史的潜能，是被压抑的本能对专制制度的造反工具。可以说，马尔库塞笔下的“新感性”就是德拉克洛瓦《自由领导人民》中那位高举革命大旗的自由女神形象“她没有穿制服，她的胸脯袒露着，她美丽的脸庞没有任何残暴的痕迹。但她手中紧握着步枪-为了结束残暴，她要去战斗……。”[5]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马尔库塞可谓是最坚执的一个，他终其一生保持着理论和行动的一贯性和坚定性。这位“青年造反者的明星和精神之父”的“造反哲学”是影响深远的。但由于他运用的是改造的弗洛伊德学说，他的“本能革命”在其追随者的极端发展中被抽掉了原初的“革命性”的庄重内涵，只保留了“本能”的实质外壳。应该说，这是违背马尔库塞初衷的。这可能也是每一种理论都必经的宿命：在承传过程中因不同程度的误读而变形而面目全非或被毁灭。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马尔库塞的“新感性”要比后来发展的“力必多的合理性”有着更丰富严肃的内涵。他所谓“感觉的解放”意味着感觉在社会的重建过程中成为由“实际作用的东西，意味着他们在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创造出新的关系。”[6]同时，“感觉也成为一种新的理性的源泉，这种新的理性摆脱了剥削的合理性。”[7]

当这些解放了的感性摒弃资本主义工具理性时，它们将保留和发展这种新型的社会的成就：“解放的意识将高扬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它们在保护生命和造福生命中去自由地发现并实现任何事物的可能性。并且，为达到这个目标，充分调动起形式和质料的潜能。这时，技术就会成为艺术，而艺术就会去塑造现实，也就是说，在想象与理性，高级能力与低级能力，诗歌与科学思维之间的对立将会消除。于是一种崭新的现实原则就诞生了，在这个原则下，一种崭新的感性将用一种反升华的科学理智，在以‘美的尺度’造物中结合在一起。”[8]

可以看出，在马尔库塞笔下以“革命者”形象出现的“新感性”，并非想要取理性之位而代之，成为新一轮霸主。它的本意是为了纠偏，为自身争回合法地位，恢复人类精神的整体性。我以为，最初的决绝精神可以称之为是一种革命策略，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阶段性的调整，在应该调和的时刻，还保持一种剑拔弩张的瓦解姿态，将是不利于建构的。

今天，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还是在“地球村”氛围影响下，努力寻求发展之路的东方国家，都已经深深注意到了人类精神中诗性之维的缺失。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也提供着探讨问题的新语境。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成为当代文化及文论探讨的重要课题。但由于长期以来思维惯式的影响，国内有关这一方面的讨论或评述往往表现出执著一端的倾向，很多学者的“归位意识”（或被归位意识）严重，似乎探讨中没有坚执的立场便表现不出捍卫真理的庄严感，缺乏探讨问题时的对话、宽容、涵纳的建设意识，使得这种探讨往往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显示出学界地浮躁、鲁莽和粗暴。当然，能够从人类整体精神入手，把握感性与理性的互动关系，希望以积极谨慎的态度进行改造、建构的学者亦不乏其人。使得整合理性和感性的新理性工作，成为一些学者寻求当代文化生命意义和艺术意义的工作平台。

1988年，《上海文论》第六期载许明先生的一篇思想随笔《轻拂新理性的风》，文中对于旧的理性进行反思与批判，渴望新的主体人格以全新的价值系统与逻辑系统进行重建，显露出兼顾精神两维的意向。

写于1986年到1988年，出版于1994年的王岳川先生的《艺术本体论》（其中主要章节均发表在1986到1989年）一书，从以往狭隘的探讨文艺美学问题的圈子里跳出来，将艺术本体与人本体紧密相连，提出“生成的活感性”（the Becoming of the Live Sensibility）这一命题，使得这本书不再是一本普通意义上的文艺美学专著，而具有了对人类生命精神进行本体追问的重要价值。

王岳川先生认为，艺术精神不仅仅是一个审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哲学问题，一个人生境界的本体论问题即精神问题。因此，对艺术的揭示就是对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和最高存在方式的揭示。艺术本体的敞亮，展示着人在艺术中所臻达自身领悟的程度和自我意识觉醒的程度，标示出人的本体的超越之维，人的艺术审美生成的全部奥秘。他为他的本体论概念引入了一个中介原则即生成，“活感性的生成”（或“生成的活感性”）即是“从主体的全部灵肉血性、潜在性、能动性”出发的生命本体行动，“……是含有面向未来敞开‘未成之物’的中介本体。” [9]“活感性生成意味着回到人的总体感性之根”，表征为“活生生的人的生命感性意向性”，但“活感性与那种否定理性的纯感性本能的后现代艺术判然有别，它是生命总体升华中所达到的理性与感性的整合，是包括认识、情感、意志、想象、直觉等意识向度的总体结构。在其社会现实性上，活感性是对生命充盈勃发，活生生的社会的人的肯定，对存在与本质、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克服。”[10]即“生成着的活感性既不同于一般的感性，又不同于一般的理性，而是一种新感性和新理性的统一……质言之，活感性不过是包孕着并即将触到的实践母胎中的最新的人的感性的自我意识，是属人的感觉突破了理性的专制之后达到理性和非理性统一的境界的人性的解放，使人作为存在主体世界的真正建立。”[11]这是一种实践的感性，是在历史上生成和发展着的感性，是积累着并以理性规定着质的感性，是马克思所说“感性在实践中成了理论家”。

“生成着的活感性”是以以下形象为特征的，它“在无限超越中，自身成为无限，成为目的，它将以新的风采和生命力度涤荡人自身的日常感性萎靡、麻痹，将否定现实生活中的丑恶和沉沦，达到人的本质力量的真正肯定和生命活动的总体升华。它永远是运动着的自身统一，因而反对一切僵死的已成定局，而呼唤可能性、开放性。”[12]它通过对人的生命活力的多向度、多层次的变革，造出有活力感觉的新质主体：“因此，活感性是禀有自由自觉意识的人的自我觉醒，是有限生命向无限的超越，是从日常的、习惯的、机械的世界中的审美升华。这种生命的审美化，就是人的本质全面自由地舒展。”[13]

在王岳川先生笔下，“感性”不再是向现行制度勇敢开战的自由女神，而变成了融世间万物原初生命力为一体，以其灿烂、昂扬、蓬勃的生命活力向人间播撒祥和的美惠女神形象了。他以其哲思的笔触，诗性的语言提示：生命即精神，人类精神中理性与非理性的整一性是我们持续追问、领悟与超越当下存在的前提。事实上，今天感性的反驳与张扬是理性反思的结果。人类以有限求无限的不断追索精神是融注了充盈着生命力的感性的历史积淀的理性，我们需要发扬的是一种具有活感性特征的新理性精神。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王岳川先生才会将他的艺术新本体论定义为艺术价值活动论，强调这种价值本体论“关注审美的意义和人生价值关怀的同一，关注艺术社会属性和个体理解性的交融，艺术总体价值以及人与人的对话和交流。”[14]

在九十年代后期，钱中文先生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旗帜鲜明地倡导一种“既遵循科学精神又充满人文精神”的建设性的“新理性精神，意在物的挤压中，在反文化、反艺术的氛围中，探讨人的生存与文化艺术的意义，重建文化艺术的价值与精神。”[15]这种新理性精神致力于重新理解和阐释人的生存与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立足点，新的人文精神的立足点。它将从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审视人的生存意义，并以新的人文精神来对抗人的精神的堕落与平庸。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新理性精神是一种审美的精神，它将借助于语言科学，并融和其他理论与方法，重新探讨审美的内涵，阐释文学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因此，这种新理性精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综合，它重视人的心理、认识的重要一面-非理性，但它不认可把非理性绝对化的反理性主义，它同时也批判以理性主义为起始而极端化衍生后的反理性主义，它让理性与非理性，这人类精神不可分割的两维共同去规范知识、自然、道德、社会，进而以全新的理性的阳光去指导人类的前行。它批驳理性的套式化、学说化、工具化异化为“绝对观念、绝对意志”的化身而对社会进行的绝对统治。因为唯理性主义的终端就是反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这三者同样都只能给社会带来无数混乱和灾难，并同样使人陷于失去理想和信仰崩溃的痛苦之中。[16]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在关注新理性精神的建立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构想。正如李衍柱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出现危机与挑战的同时，也出现了机遇和希望。在这种形势下更需要我们以清醒的头脑，面对现实，呼唤新的理性，弘扬新的人文精神，更真实、更生动、更典型地揭示新时代人性、人情的丰富发展，更多地关注社会……”。[17][32](p315)

这些学者的有意义的探索，对当代中国新理性建立这一前沿学术问题的解答，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语境。并对新世纪的艺术理性的探索有重要启迪意义。

今天，人类生存的艰辛及不妙处境，人的生存挫折感，并不意味着人已处在将死或已死的悲观境地。挫败感并不是现代人唯一的存在形式。宇宙中，人是渺小的，但惟其渺小，人就失去了以真正人的姿态挺立于世的机会吗？人，这“会思想的苇草”，当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后，也便是他伟大的开端。

“这个世界并不作为一个已成的事物存在着，它不得不被建构起来，它必须由人类心智之持续不断的努力所建构。”[18]人，不是超凡脱俗之物，但也不至于自轻自贱到将肉身作为终极目标。生命的精神性昭示着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不同，消极或积极的面对是两种不同质的人生，关键在于人的选择！人类需要艺术理性精神来对“异化”的人类精神发挥再异化的功能，以恢复人类精神的完整性。

正如席勒所说：“理性在人身上第一次出现，还不是人的人性的开始。人性要由人的自由来决定，……。”[19]理性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使人的感性依赖性变得没有界限。理性自由和美紧密相连。美（艺术）作为一种极富感染性、创造性的力量，在人类心灵上有着唤回全部内在性的巨大作用。因此席勒才会“让美走在自由之前”，并认为人类未来的自由王国不是力的王国，不是法的王国，而是美的王国，只有通过审美教育，培养审美的人，才能达到这一自由王国：“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再没有其他途径。”[20]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种自由王国，也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美的世界，是真、善、美达到完美结合的理想境界。因此，艺术理性精神就具有这样的特性：它以发展全面的、拥有新感性、新理性、新需求的具有高度文明程度和健全人格的“新人”为旨归，以对美的不懈追求和对自由的欢乐的不懈追求为己任。它是一种真正的具有高度审美特质的理性精神。另外，人类精神中不可分割的两维之一的神话思维的特征最集中地体现在艺术上，艺术符号的象征性品格，使得任何一件成功的艺术品都像是一个高级的生命体一样，具有生命特有的情感、情绪、感受、意识。生命的意味是运用艺术将情感生活客观化的结果。艺术的这种客观化（外化）才使人们得以对人类精神的诗性之维进行理性的理解和把握。而且，人类最基本、最古老的能力-想象力，这一产生梦幻、美、理性、宗教和一切概括性、观察力的共同源泉的能力恰恰在艺术中体现的最为明显。艺术源于想象力，又反作用于想象力，锤炼着想象力并发展着自由理性。艺术为主观现实、情感、情绪这些内部经验赋形，使我们能够真实的把握到生命的运动和律吕。艺术诸种与生命同构同形的特质，使它代表着人类生命精神整体中昂扬、生长勃发、美好而活跃的一维。如果我们暂时把人类精神整体做一个实体化的分离，那么，艺术象征着人类精神整体中生成着的赋形的一维，而理性则象征着秩序、规范的一维；艺术代表人类经验中构成性的因素，它不仅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表现，也是人类不断超越自身走向完美的表征；而理性则代表人类经验中秩序化的因素。当这两者消弥了它们的简单化与极端化特征后，它就既超越了感性的盲目性，又避免了理性的僵化与冰冷，理性因积淀着感性而灵动自由，感性因充盈理性而涵厚深蕴。这种完满的整体契合状态就是艺术理性精神的真髓，它不是部分之和的关系，而是部分之和构成的一个具有超越特质的美的整体，它是指向智慧而又生发智慧的。

传统的理性向来是以逻辑的面目出现，它使我们对世界及其自身的种种理解逻辑化，而艺术的拟生命特征则赋予理性一种活泼灵动的把握能力和超越精神。艺术理性给予人一种体验反思的力量，给予人一种自觉按照美的规律建造世界的力量，它使人类能够严肃而清明的体认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人对自身种种欲望、冲动的了解，人对自身与周围世界各种关系的领悟，以及人如何审美地通往理解和超越之途……

二  艺术理性的诸特征

按照康德的说法，快适也适用于无理性的动物，善一般地适用于一切有理性的动物，美只适用于人类，即“适用于动物性的又具有理性的生灵。”[21]作为既有灵性又有理性的人类，是以对美的突出不懈而又有目的地追求而被赋予“万物的灵长”的特征的。也许“美是宇宙秩序的象征”这句话的内涵及其辩证因素要比我们用语言揭示出来的东西要深蕴的多。艺术理性致力于要建立的是一个充盈着美的宇宙秩序。

首先，艺术理性以反思的判断力为特征。惟其反思，才能总结，才能包容，才能超越，它与确定性的僵死的偏执判断力及其无思的判断力相对应。莱布尼茨认为，我们可以把动物的世界看作“知觉”的世界，而把人的世界描述为对现实的统觉。莱布尼茨意义上的统觉，隐含着一种新的意识状态和新的客观性概念，或者，我们可以使用“反思”一词。赫尔德尔也认为，语言并不起源于知觉或情感，而是起源于反思：“当人的灵魂力量如此自由地发挥作用，以至于它能够在百川汇聚的感性海洋中，以谈话的方式，孤立和阻断某一波澜，使他的注意力专注于这种波澜，并意识到他的作为时，他就证明了他的反思。当他对飞逝于他的感官之前的迷蒙梦幻形象毫无所动，而专注于清楚明白的那一点，自觉地滞留于某一形象，冷静平和地观察它，有所分辨地认为这是对象而并非那是对象时，他就证明着他的反思。这种辨识的初次行为产生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它是灵魂的第一判断。这一特性就是灵魂的语词。”[22]赫尔德尔非常朴素地描绘了反思的状态。如果从艺术欣赏的角度看，反思是这样一种状态：即那些创造激情的人并不仅仅用激情来感染我们。在倾听莎士比亚剧作时，我们所受的感染不仅是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或者奥赛罗的妒忌。诗人给予我们的还有最隐秘的情感，正如华兹华斯所说：“这种情感是在宁静舒缓中回忆起的情感。”这是一种审美的情感。反思是理解符号和自我理解之间的一个环节，它用来沟通语言与存在，发挥审美判断的功能。同时反思还具有开放的特征，它必须以过去有关社会历史人类的成果为中介。即“我思”只有通过解释它生命的纪录的曲折道路才能达到。我们事先无法认识自我，自我只是作为解释的结果被发现的。只有走出自我，才能获得自我，只有通过对象和行动，象征和符号的理解和解释，反思才达到真正的自我。反思使得人这一存在的本体努力去认识自我，把握自我，“反思就是我们存在的努力与在的欲望通过证明这种努力和欲望的作品的同化。”[23]

反思是人类同它周围的宇宙的第一个自由的关系，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然后在一个“由他创造的世界中直观着自己的本身”的行为。我们人类经验自身的特性和特权就在于：我们不仅停留在一般水平的生物学境遇中，我们不仅仅由某些模糊不明的印象或情绪所推动，受欲望和情感所推动。人类精神的指上性，总使得其自身从这种原始昏暗模糊的状态中脱身而出，进入到一种崭新的心智状态，他不仅是苟活于现实之中，他还不断地意识到现实。他只有在达到这种心智状态后，他才可能谈论“对象”的世界。“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不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24]马克思同样指出：“动物只依照它所属的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造型，但人类能够依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生产，并且能够到处适用内在的尺度到对象上去。”[25]

“反思的判断力”正是人在发挥他的“族类”的本质力量进行的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创造性活动的指导航标。在这一创造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掌握客观规律和有意识地实现主观的目的意图，这两者是靠反思判断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人类创造的奇迹所在。人类在这些产品中，欣赏到了自己作为“族类”的人的本质力量，欣赏到了自己的理想、愿望、聪明、智慧等在对象中的实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种理想世界的力量。

反思的判断力作为一种审美的反省力量，它敏锐灵动而充满智慧，为保证人类精神向着理想境界进军，它能够审时度势而不会无所适从，它既不逃避也不感伤，它不固执也不盲从，惯于勇敢而乐观地面对前进中的问题并做出审慎而明智的抉择。“一种未经审视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的好。”（苏格拉底）事实上，生命、实在、存在、实存不过是指同一基本事实的不同术语，这些术语并不描述那种固定、僵死、实质性的事物，它只应被理解为过程的名称。人是唯一既参与这一过程又意识到这一过程的存在：神话、宗教、艺术、科学不过是人在对其生命的意识和反省解释中所迈出的不同步伐。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具有自身折射角的人类经验之境。在全部人类活动中，人证明自身不仅是外部世界的被动接收者，更是充满活力的美的创造者。

“反思的判断力是在一种主观的根据上的活动，而不是按照一条在事物的固有性质里的事物可能性的客观原理来活动。”[26]因此，它还以自律性为特征。它与“只在所与的规律或概念之下作为它的原理而进行包摄的”确定性判断力不同，“这种反思，总是等待着机械解释的可能而绝不迷失感官世界的道路”，它是“对我们的理性关于特殊经验规律的使用在主观上有效。”而确定性判断力是“要符合知性所给与的普遍或特殊的规律。”[27]因此，“概念的独断处理就是对确定性判断力的有权威的处理，而批判的处理正是对于反思判断力才是有权威的一种处理。”[28]正因它是批判的处理才显示了智慧的洞识力而不会走向决断化。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强调自由是道德法则的条件，（鲍桑葵认为“仅仅是因为康德认为道德象征着宇宙秩序，而且只有他这样认为时，他才认为美是道德的象征。”[29]（笔者深服这一观点。）它意味着自律，也就是说，它意味着自我控制和个人责任。“自由”不是一件赐礼，而是一项任务，也许是我们自身可能设置的最艰难的任务。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人类的判断力必须拥有责任感！它因反思而自省，而这种自省的判断力又因其自律而被赋予能动性，而因其能动它才更需要审慎的特质。自由意味着理性的心灵能观照自己，能具有意识，而且具有一种能思考的意识：即意识到心灵本身，也认识到由心灵产生出的东西。在自由的实现过程中，在理性的自律要求不断变为现实的过程中，蕴藏着整个人类历史的内容。人应当借助自身的力量创造出任何超越他的存在之机械秩序的东西，人所享有的幸福和完满只能是他通过克服本能，运用自身的理性所创造的幸福和完满。

其次，艺术理性精神具有建构的特征。 “数学和伦理观念最有力地证明了人具有建设一个他自己的世界，建设一个理想的世界的力量。”[30]事实上，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理想与事实”、“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区别。人的生活世界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他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总是向着“可能性”行进，并始终为把这一理想世界变成现实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他不象动物那样只能被动接受直接给予的“事实”，从而永远不能超越现实性的规定。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自由。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性并不是实体性的，而是人自我塑形的过程：人类精神本身是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无限的创造性活动。艺术理性正因为秉承这种建构性特征，它才会引领人类精神不断克服有限与无限，此岸与彼岸，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体，自由与必然的普遍分裂，从而使生活世界和理想世界的尖锐对立转化为指向未来的生成性。人类在把理想世界变为现实的奋斗中，需要艺术理性作为中介。只有禀有艺术理性精神的人类，他对世界发挥作用的过程才会是一个不断上升的创生过程。因为艺术理性本身所具有的扬弃、否定、升华的内蕴，使得它在永远的运动中呼唤无限可能性与开放性：“人是通向自由之门赖以转动的户枢。”[31]人正惟其在不确定、不完备中求取确定、完备及全面自由发展，才会不断超越自我、不断追索，改变自己，塑造自己，禀有一种永恒的生成性。理性的价值就体现在指导人的历史活动向着进步合理的方向前进。传统的思辨理性先假定将万事万物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它的错误就在于忽视了人类精神中能动的、不确定的、创造的因子。艺术理性不仅通过其反思、自律的特性来领悟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各种关系，而且它帮助人类打开通向理解和超越的审美之路。人与人之间因拥有了艺术理性而可以相互理解并彼此沟通融洽，并且能够超越自我的狭隘立场，超越眼前利益的短视态度，进行评判和行动，并不至于圄于目前的处境而追求暂时的满足或陷于悲观绝望。

艺术理性不否认自我对于普遍性和合理性的追求，也正因此，它才会使其自律性本质具有超越一己而注目于人类整体的宏观视野，进而发挥建设功能。它与工具理性及其它僵化的理性趋利避害、功利而现实的反映不同。这类理性的功利性常使人并非出于盲目或无知而倾向于追随流行的错误；艺术理性却使人始终以清醒的怀疑态度和审慎的眼光对流行观念发出挑战，而不会附会世俗的喧嚣，不随潮浮沉。工具理性及其他僵化理性压制和排斥激情而注重计算和权衡，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冷气森然的非人化力量；而艺术理性在对真理、自由的不懈追求中却始终是一种澎湃着生命激情的精神。为着自己的超越性，艺术理性是不屈不挠的，它的自然本真的活力充盈在恒久的理性力量中。人类的崇高和尊严正源于这样一种自主的超越性力量，它始终既坚持开放的立场，又保持清醒的批判精神，它不断生成，又不断超越自我……如果说，在时空的维度中，“命运”是一种超时间力量，那么艺术理性指导下的创造则是时空中人类唯一的行动。人类最神奇而又最丰富的想象力和理智力不断引领自身超越现实，建构完美……

再次，艺术理性精神具有自由游戏的特性。 “对于思想，人们经常忘记它是一种艺术，即是精确性和不精确性，模糊性和严密性相结合的一种游戏。”[32] “游戏”作为人存在的本真状态，是人类对自由人生追索的理想境界。这种自由的游戏意味着我们的所有不同力量和需要都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展示和发展，精神成为一个融汇所有心智机能的完满和谐的整体。康德最先提出“游戏”概念，并把它看作人的感性的自由活动。席勒发展了康德的观点，并将“游戏”提到了与自由和美相连的独特高度。他强调游戏对人的建构性特征：人在审美游戏中获得的超脱本能的观念的满足，人的自然灵魂和精神境界的超越与提升，人性获得解放而重新焕发活泼的生命力、创造力的感性生存状态的实现。在他看来，“游戏”不是一种普遍的有机体的活动，而是一种人类特有的活动，它是与人的完整性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审美本性；人在游戏中既消除感觉的强迫，又不受理性的压抑，“游戏”是面向美-活的形象的一种自由行动。当席勒提出“只有当人成为完全的人时，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33] 他所赋予“游戏”的理性特质与本体性意味是非常明显的。游戏作为一个意义整体，不同于“狂欢”的荒诞气质，它以严肃与专注为特征，而它的内涵是流动变化的，因此，它才会在与每一个现在相遇的瞬间都产生新的意义。“游戏”正是依赖这种自由自在的审美反思品格，才具有建构新意义的力量，才会体现出人性无所羁绊的活泼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完满状态。

现代世界所具有的是一种重占有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呈现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占有和所消费的东西即是我们的生存。因此，这种生存状况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物的膨胀使生存失去了立足之地。而艺术理性指导下的人生却是一种重生存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存方式中人不占有什么，也不希求去占有什么，他致力于创造的是一个充满游戏快乐的“审美王国”。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强制的东西，他心中充满欢乐和自由的参与到人类改造世界的“大游戏”创造行动中。在这一美的交往范围内，人与人只有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相互对立，每个人都能无碍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并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

艺术理性精神是人类精神的充分自觉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艺术本体成为人本体，艺术成为人的本真生存的歌唱。作为人追问终极价值臻达超越之境的中介，它重塑着人的认识论、价值论、本体论：“认识论不再是关于如何把握自然实在（世界）的学说，而是关于如何领会人自身的学说，认识论再不是对外部世界的精确、确定不变的复现和认识，而是有了明显的‘生命-历史’相对主义的色彩。”[34]认识论禀有了价值论、本体论的特征。所有的真理、价值、意义不再是绝对的物自体，等待人去面对，而是需要人根据自己的生命力来设定，需要人去孜孜追求和确立。艺术理性进行着由确定性向不确定性，再由不确定性走向确定性的永恒追问。超越不是因对生命无法确定把握而导致的一种无根的焦渴，进而去逐新求异，超越成为一种自由健康的严肃而专注的对美的追寻。

艺术理性精神体现在具体的人身上，即他既有仁者的宽厚又有智者的灵动海涵；既有自由和自律这一合法的理性需要；还有善意、集体性，献身于崇高神圣等高级的需要。在生活中，他既拥有对自然界和谐的衷心喜乐，又拥有对人生意义的宗教般虔诚；既拥有对世界人类的觉情悲怀，又具有日常生活中的居易随分，真理探寻上的审美欣趣，科学讨论中的温和善争……所有这一切都体现着在艺术理性精神贯注下的现代人的充实而有光辉的质材生命！

[1] 李衍柱.时代的回声[M].广东:花城出版社,2000,第263页。

[2]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第106页。

[3]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第107－108页。

[4]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第108页。

[5]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第134页。

[6]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第135页。

[7]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第136页。

[8]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第107页。

[9] 王岳川.艺术本体论[M]. 上海:上海三联文库,1994,第123页。

[10] 王岳川.艺术本体论[M]. 上海:上海三联文库,1994,第125页。

[11]王岳川.艺术本体论[M]. 上海:上海三联文库,1994,第124页。

[12] 王岳川.艺术本体论[M]. 上海:上海三联文库,1994,第123页。

[13] 王岳川.艺术本体论[M]. 上海:上海三联文库,1994,第123页。

[14] 王岳川.艺术本体论[M]. 上海:上海三联文库,1994,第44－45页。

[15] 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13页。

[16] 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3－13页。

[17] 李衍柱.时代的回声[M].广东:花城出版社,2000,第315页。

[18] [德]恩斯特·卡西尔.符号·神话·国家[M].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第114页。

[19] [德]席勒.美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124页。

[20] [德]席勒.美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116页。

[21]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第46页。

[22] [德]恩斯特·卡西尔.符号·神话·国家[M].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第118页。

[23] 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303页。

[2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144页。

[25]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59页。

[26]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下[M].韦卓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第39页。

[27]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下[M].韦卓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第41页。

[28]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下[M].韦卓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第49页。

[29] 英]鲍桑奎.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368页。

[30]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4页。

[31] 王岳川.艺术本体论[M]. 上海:上海三联文库,1994,第121页。

[32] [法]艾德加·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M].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43页。

[33] [德]席勒.美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80页。

[34] 王岳川.艺术本体论[M]. 上海:上海三联文库,1994,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