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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述先 | 中华文化在多元文化中的位置
发布人：发布时间：2024-02-24
中华文化在多元文化中的位置
刘述先
近二百年来，以儒家传统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挫折，简直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一直到60年代尾，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还认为，儒家将会是只有在博物院里面才找得到的东西。而国内在文革时期对於传统文化的摧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那知由70年代开始，亚洲经济起飞。日本与所谓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它们都有儒家的背景，於是引起了对於儒家发生兴趣的热潮。而国内在文革以后也拨乱反正，放弃了锁国政治，“现代新儒学”竟成为了国家的重要研究项目。海内外都在努力探索儒家传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有人甚至宣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试问这与五四时代的反孔潮流，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
但我个人宁愿采取比较审慎的看法。一方面我们不必像世纪初那样完全丧失民族的自信心，而且“全盘西化”之议毕竟不可行。然而，我们也别无选择，必须向西方学步。试看一百年来，我们已经向西方吸收了多少东西，而现在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承认，中华文化圈乃是一个不可侮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必过份高估自己的实力，以致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下一个世纪真正是中国人的世纪，也得由别人来说，不是自吹自擂可以奏其功的。
事实是，由近代以来，一直是由西方文化占据主导的地位。然而世变迄今，演变出了一个全新的局面。西方的霸权似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必须改弦更张的阶段。西方知识份子的批判与自省，使他们不只看到西方的盲点和缺陷，还看到其破坏与毁灭性的倾向。但未来世界并不会是另一文化——包括中华文化在内——取代西方的局面，必须要探索一种新思维的方式，才能够把握此中的关键。
现在世界似乎同时流行著两种表面上看来完全相反的潮流。一是离心的倾向：多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盛行。在美国，黑人文化、印第安文化、西裔（Hispanic）文化、亚裔（Asian）文化，各树一帜，互相争奇斗艳，拒绝再受主流白人文化的压抑，并得到多数知识份子的支持。另一是向心的倾向：世界已演化成为一个地球村，如果大家找不到共识，觅得互相沟通、和平相处之道，就不免有互相冲突、战争、乃至全球性毁灭的危险。我们有必要由这一新的视域来考虑中华文化在二十一世纪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可能作出怎么样的贡献的展望。
在过去，由於交通不方便，不同文化分头发展。譬如基督教席卷西方，儒家则为东亚的母文化。无可讳言，传统儒家有强烈的一元化倾向，但排他性不强，有包容的倾向，故明末流行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到了现代，既无法抵抗西方的坚甲利兵，於是把一切弊病都归咎於儒家。五四以后，先流行西化的思想，而后马列思想席卷中国大陆，儒家思想不再居於主导的地位。少数新儒家学者不得不流亡港、台、海外，华族陷於分崩离析的命运，於是引起唐君毅先生“花果飘零”的感叹，而余英时兄乃形容当代新儒家为“笴魂”。正如他所说明的，这一词并无贬义，只是对於现象的描述。坦白说，我是可以接受这样的描述的。儒家哲学作为一个精神传统是有活力的，但高远的理想难以落实，於是造成了当前的困境。其实想深一层，儒家并无须发展成为现实国家的主导意理，它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反而更容易突显出来。我们上一代的学者在1958年元旦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他们透显出一种深切的存亡继绝之情，故此一方面他们强调要吸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另一方面也突出道统的观念。然而时至今日，我们这一代所要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苏共集团崩溃，冷战时代结束。美国霸权也因韩战、越战而减弱。亚洲经济起飞，未来世界逐渐形成一个美、欧、亚三个中心的秩序：彼此不同，却又互相依赖，亟需彼此对话、沟通的局面。在这样的视域之下，十分清楚，儒家作为一个精神传统，只是世界上众多精神传统之一。在这一多元架构的预设之下，它并没有负担要证明自己优於其他传统，而只需要阐明自己的传统有其立足点与吸引力，便已经很足够了。
当代新儒家的一个贡献在於指出，儒家所提供的决不只是一种俗世伦理而已。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由此可见，儒家也提供了一种“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内涵一种“超越”的信息，但不同於基督教的“外在超越”的形态，而属於一种“内在超越”的形态。基督教的上帝创造世界，并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故为外在超越；天道流行世间，内在於人性之中，故为内在的超越。基督教强调信仰耶稣、他力救赎，儒家则强调修养工夫、为己之学。两方面确有不可调停者在，但此不足以为患。重要的是，两方面都肯定一超越的层面，也就有彼此会通的契机。近年来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Hans Küng，也译汉斯•昆）因痛感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则没有世界和平，而提出世界伦理构想。令人惊异的是，孔汉思认为，宗教的通性并不在於信神，譬如佛教便是一无神的宗教，却没有一个宗教传统没有对於“人性”（humanum）的深切关怀。这样的说法与儒家的“仁”（humanity or human-heartedness）若合符节，我即撰文加以支持。1993年世界宗教会通过由孔汉思起草的“世界伦理宣言”，得到世界各大宗教以及代表人物签署。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成立“普遍伦理计划”（Universal Ethics Project），3月尾在巴黎召开首次会议，邀请了孔汉思等十二位哲学家代表不同传统发言，我也应邀由儒家的观点略陈己见。我认为，面对世界的文化差异，取同略异的归纳不是办法，“理一分殊”应该可以提供一条出路。杜维明则在海外提倡“文化中国”的拓展，颇引起一些回响。由以上所言，可见儒家的精神性在当代仍有其活力，但它对东亚经济的奇迹并未作出贡献。不单如此，它对当前现实政治之未能真正体现民主的理念，所夹带的媚俗的倾向，以及一切向钱看的趋势，表示了深刻的忧虑，并加以强烈的批判。也就是说，在精神的儒家与政治化的儒家之间存在著某种紧张乃至对立的关系，而后者恰正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者最感兴趣的东西。传统的典章制度的儒家（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固然已经死亡，但却遗留下所谓柔性的威权体制的文化与心习，这恰正是对於当前所谓东亚经济奇迹注意力集中之所在。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除了科技、工业革命的背景以外，有三个不可彼此分割的面向，即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民主政治（democratic polity）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现在东亚既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相对於这三方面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呢？市场的强大力量是大家都可以承认的，共产集团的崩溃正由於无法抵挡市场经济的优势，但民主的问题就复杂得多。虽然大家在口头上都肯定民主是不可以阻挡的潮流，但在事实上，东亚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还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最重要的是，东亚经济的起飞往往与政府的指令密切相关，并不是一味的自由放任。而个人主义在东方则根本缺乏生长的土壤，倾向於西化的知识份子或者可以在观念上讲一套，但实际的作为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盲目追随西方，或者所谓的全盘西化，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真实的问题在於，如何令传统与现代作出有机的结合，各个地区都在找寻适合於自己的道路。
儒家的因素的确是存在的。受到它感染的人民往往勤劳、节俭，重视家庭、教育的价值，接受既定的礼仪，向往和平的秩序。但也附带著盲从权威、愚忠愚孝、讲究关系、做作虚伪一类的陋习。这些因素往往作用於无形之中，故此我常说传统的资源与限制一根而发，这些当然是社会学、人类学集中加以研究的对象。
政治化儒家与民间的儒家的结合往往在各地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正好像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基督教发生了不同的作用一样，这里只举出新加坡与韩国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情况。新加坡华人占当地人口的3/4以上，立国以后一直由人民行动党执政，强势的政府领导与市场经济结合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领袖们的确反对西方式的完全自由放任，80年代一度曾经试图提倡儒家伦理。但新加坡是一个多族竤社会，从未让儒家意理提狜到国教的地位，最后终於放弃教授儒家伦理以及其他宗教知识课程的企图。到1991年政府发表“共同价值白皮书”（White Paper for Shared Values），提出四项共识：社团高於自我，家庭为建造社会之基础，诉之於共识而非斗争之方式以谋求重要问题的解决，强调种族与宗教之间的宽容与和平。很明显，这些都是与儒家传统相容的价值。但新加坡这一城邦结合传统与现代的方式，提倡清廉、有效率的政府，未必能够在其他地区加以复制。
韩国的情况就与新加坡完全不一样。韩国有自己的儒家传统。时至今日，自称为儒家信徒者虽不过2%，但就实际的行为来说，如孝亲、祭祖之类，佛教徒与儒家信徒完全没有分别，即基督教徒也有百分之七八十的符合。由此可见，韩国在世界上可能是最为儒化的国家。在韩国民主建国的过程中，儒学者的贡献并不显著，他们虽质疑军方攫取政权之不义，但对於威权体制之作为一贯逆来顺受，采取合作的态度。然而韩国发展的大企业如“现代”之类，还是有浓厚的家族气息，与传统没法切断关系。而韩国经济近来发生问题，似乎也与官商勾结的传统脱离不了关系。
总之，东亚现代化的过程很明显地受到各地区文化的约制，儒家是一个非常相干的因素，既有相似的特性，也有不同的特征，难以一概而论。传统的威权体制以及人民的习惯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得东亚与拉丁美洲、非洲比较，明显地占有了一定的优势。而落后地区要现代化，似乎向东亚学步，远易於向西方借镜，这构成了变形后的政治化的儒家在今日世界的巨大吸引力。当然这里面也决非不存在严重的问题，东亚许多国家虽有民主之名，毕竟法制未立，人权不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文化中国可以输出自己的方式，为有识的西方人士所吸纳，以对治其弊病。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西方的物质文化漫天盖地而来，则自己的优势也可以迅速流失，出现“礼失而求之野”的现象。我们如何对传统和现代作出智慧的抉择，仍是世纪之交必须面对的大问题。而中华文化内容丰富，我仅只是就我比较熟知的儒家传统略陈己见，敬请指教。
* 本文宣读於“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12月24至28日，香港中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