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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中国化”：重新确立中国文化国际地位
发布人：发布时间：2016-01-06
“再中国化”：重新确立中国文化国际地位
王岳川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时间和机遇。如果抓不住时间和机遇，中国的崛起将遥遥无期。我们不仅需要国防的军队，还需要文化的军队。全世界有五大洲，北半球有三大洲，欧洲统一了，美洲统一了，惟独亚洲四分五裂。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等，相互摩擦，各不服气，难以形成“亚洲共识”，都想成为东亚甚至亚洲的领头雁。文化的争论事关文化战争事关文化安全和大国形象，不可小看。
一 大国形象的关键在于文化形象
中国能否对世界文化危机坐视不管呢？是不是社会转型中重大的眩晕，使得13亿人都忘掉了“天下之公器”，即“天下”和“公器”被遗忘了？绝非如此，文化的命运同国家、民族乃至个体的存亡息息相关。以中日关系为例：现在日本加强军备，中日之间的摩擦比较多，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文化还没有深入世界人民的内心。所以，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对中国心存疑虑和嫉恨。
同样，如果西方一直误读、曲解、仇视中国的话，中国威胁论就会永远持续下去。战争将不可避免。亨廷顿说21世纪将是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的战争。这个冲突我们切记不能小看。亨廷顿预言了20世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冲突，仅仅看中东就到了这样的程度；人们说中国有一个董存瑞，而中东却有成千上万个董存瑞，每个人都成了“人弹”。为什么？美国说他们是邪教，而他们有一个简单的制度，就是谁侵犯了我们，就以牙还牙。中东问题有宗教因素在里面，而我们中国今天的宗教和信仰是什么？信金钱而没有宗教和文化的民族最终将土崩瓦解。如果无视文化战争的、巨大的文化赤字，那么21世纪中国必因软实力匮乏而一蹶不振。很多人喜欢关起门来听世界一片和平美好，不过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就应该出场了，去纠正误读，于国于民都是极为重要的。中国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应该有能力提出东西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扭转中国的自卑主义和东方民族的失语状态。
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在许多地方都有所表现。电影《刮痧》就反映了这样的文化偏见，在西方人看来，把孩子的背弄得那么红就是残害、虐待儿童；而在中国人看来，爷爷给孙子刮痧是关爱他，而刮痧属于源远流长的中医文化，怎么能说是虐待儿童？东西文化的冲突构成了这部电影的主题，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有定式化的“印象”，将其视为比西方要弱小甚至带有女性气质的“第三世界”，因此尽管中国文化不乏其雄强自信的一方面，但西方很少意识到，中国也很少去展示。张艺谋的《英雄》进入美国后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公映时间推后了40天。因为审片专家组看了电影以后大惑不解，说过去看中国电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大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秋菊打官司》中那位又丑又脏奔跑在黄土高坡、说着宝鸡方言的女性，使西方的男性眼光很容易就能俯视这片黄土地上孤独行走的人。同样，他们也很容易看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下面中国式的恶习，从而使他们在“现代化”的咀嚼过程中感到欣然自得——幸好我们美国“现代化”了，幸好我们不像那个愚昧落后的国家那样。这是他们评委当时的看法。张艺谋突然出了一张新牌，让这些评委感觉到理解很困难：黑色的军阵，红色的树，蓝色的天，白色的纱，而且秦军军威震地、万箭齐发。当箭穿透赵国书院时，那位长者说国可破，家可亡，人可死，书法不能丢，文化不能亡。这说明了文化长于军事，文化胜于战争。于是，美国人发现中国形象变了，不再是“自我女性化”的中国，相反，军威震天的秦国形象代表了雄壮威武的男性化的中国。最后，这个片子终于得以播出，播出之后即获得一片好评！
以上例子说明了西方人的文化偏见虽然根深蒂固，却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中国人并非决然无法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全球化时期，必须弄清经济与文化的紧密关系。经济高速发展并非以文化低迷为代价，相反，应该在经济振兴的同时促进和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品格和整体意识，书写自己的文化身份。我坚持认为，中国必须从最初的挪用走向自己的文化创造，这才是这个民族的未来。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要想实现两次现代化的平稳过渡，要想使西方“遏制中国”、“中国威胁论”的问题得以解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文化的方式来化解，就是要重新发现东方文化。
在我看来：一个国家在经济振兴和强大同时，文化建设变得空前关键。从经济到文化的崛起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只有经济和文化同时振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并重，才能不断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创造有价值的新思想新体系，其大国形象才能春风化雨般和谐服人。最近十年是中国全面认真制定文化战略，开始进行世界的文化联盟和文化输出的时代。如果中国失去了这个机会，被动挨打就在所难免。因为国际不允许一个重经济和重军事的中国崛起，只允许重文化的中国的崛起。此时，中国要有自己的文化自觉，去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发现是困难的，因为要认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自我。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文化自觉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快速积累的精神基础。
文化需要去“化”，宗教是需要去“传”，国家冲突需要“解”，当代思想战略需要去“行”。然而，在大众媒体的炒作和平面化中，今天满地的“文化侏儒”和消费享乐主义者，却少有能够担当“天下”的大气象者，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新一轮文化竞争中有可能处在不利的地位。事实上，文化殖民、语言殖民、精神生态失衡是当代最大的文化病症，这种病症造成了国人的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情结。这一局面必须花大力气加以改观，否则文化软实力竞争就落不到实处。
中国文化历经重大冲击而仍具凝聚力，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纳吸收自我创新，能容纳古今中西各种有价值的精神文化遗产。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把本民族的美好价值发掘出来，找到普世性国际性文化共识框架，重新铸造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华新思想。“中国形象”的建立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分不开。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张扬人文理性，重新自我发现，并从文化拿来走向文化输出，在文化竞争中获得体系创新、流派创新、范畴创新，有效地提升大国的文化竞争力。
二 西方去中国化：中国文化衰落的历史表征
全球化时代中国必须有真正的文化自觉并建立高屋建瓴的“大国文化”，其具体表现为在“物质现代化”的同时开始“精神现代化”的历程。当务之急是要破除对西方的仰视心理，对西方目前存在的诸多“现代性弊端”加以质疑，对那类缺乏反思不断追随西方现代性，将中国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和实现西方思想的工具的做法加以真切地反省。进而看清西方在物质主义和视觉主义取胜的同时，其不断衰落的人文教育和不断滑坡的精神世界导致的人类未来走向的严重盲视。换言之，我们必须在西方世界理论热被视觉化和世俗化消退之后，开始在反思层面上重新思考人类文化何处去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交给美国研究者去思考，而我们似乎只能不断被动接受。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大国地位的逐渐确立，大国文化安全必然提到当代前沿问题的议事日程。我们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整个人类文化紧跟西方后现代走是否是“精神生态”福音？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否应该力争在未来世界同西方文化一起成为人类的“新双元文化”？对于新世纪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所面临问题及今后走向学术界是否应提升到“大国文化安全”的高度加以体认？我们是否可以启动文化“再中国化”的文化战略？在我看来，应当对当代中国文化中西方后现代虚无性和“妖魔化中国”的危险加以剖析，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去中国化”的问题加以深度批判，进而提出“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与“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形成良性互动，以避免日益恶化的文化战争。[1]这才是未来人类的福音。当然这有赖于新世纪文化的“再中国化”。
中国需要更为清醒地认清西方“去中国化”在一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形象的种种严重危害，弄清其根本问题的深层症结之所在。在我看来，“去中国化”现状隐含了一个严重的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横加干预的文化政治问题，同时也直观表征着中国文化在东亚的退缩。[2]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霸权主义开始急速升级，在其不断干预下，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了“去中国化”的恶性进程。“去中国化”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黄祸论”，也即妖魔化中国，就是让中国不再美丽、不再令人神往。所有的妖魔化中国的叙事都可追随到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提出的“黄祸论”。[3]（810威廉二世照片 811黄祸论图片）几百年来，西方人把给欧洲带来破坏和威胁的“蒙古西征”看成“黄祸”，并将中国描画成恐怖的国家。在19世纪，西方更进一步将中国看作愚昧暴力的“黄祸”，目的在于为将中国分裂成为多个国家张本。在巴古宁、皮尔逊、老罗斯福等人的言论中，几乎到处都是蔑视中国人的殖民主义观点。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种族敌视和文化偏见，导致整个世界对中国的敌视和隔膜。其实，西方也有明白人，美前驻日大使顾立克就认为：整个人类近代史上只有“白祸”——白种人欺凌有色人种的历史，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贼喊捉贼的所谓“黄祸”。真是一言中的！
其二，“中国威胁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褫夺中国文化的和平精神，人为地将中国视为火药桶，或者避之惟恐不及的邪恶国家。新中国刚成立，那种自强自立、和平民主、国家独立的形势使得美国称霸世界的幻想破灭，于是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推认中国的成功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美国统治全球形成“红色威胁”。可以看到，中国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之时，加速了经济起飞并逐渐显露大国崛起气象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再次动用“威胁论”的冷战思维，攻击中国的富强会导致世界的战争。其实这种基于“冷战模式”的意识形态差异、历史文明差异、社会制度差异攻击是无效且短视的，说到底，这是西方对西方中心主义衰落的本能恐惧和非我族类的狭隘心理作怪，没有认清中国崛起是现代性普世化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历史文化智慧对整个世界提供“和平共处”方略的福音，而西方把“非西方”崛起看成“文明世界”威胁是一种“有意误读”。[4]
其三，“中国崩溃论”，中国动乱无疑可以使西方受益无穷，因为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并且可以上演新殖民大戏。问题在于，凭什么你美国不崩溃，而让中国崩溃呢？为什么不想一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其实，“黄祸论”已经不攻自破，“威胁论”早成笑谈，而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提出的“中国崩溃论”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虚幻想想而已。美国认为中国国内失控而即将崩溃。但是，中国不仅没有像前苏联一样解体，反而在十年间迅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于是“威胁论”再度响起，同时“崩溃论”不绝于耳。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都没有调整好自己称霸世界心态，没有摆正东方与西方的位置。然而，这个世界的未来不只由西方人说了算，而是由包括东方和西方的人类共同说了算。
其四，汉字文化圈（或者儒文化圈）的“去中国化”趋势。1945年，韩国半岛从日本统治中解放出来，在美国的强力干预下，朝鲜教育审议会通过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废除汉文全部使用韩文的决议。其后制定了《韩文专用法》，在小学教学中完全废除汉字教育，仅仅在初高中教一些常用的生活汉字。在朴正熙时代，韩国进一步颁布了韩文专用企划案，全面废止了在小学和初中的汉字教育，同时韩国公共机关全面禁止使用汉字。从仁川机场到首尔（原名汉城）市内几乎看不到一个汉字，仅仅在几家中国书画店铺可以看到中国字。受惠于中国文化的韩国“去中国化”可谓非常彻底。
日本投降后，转身成为美国的崇拜者。美国要求日本全面“去中国化”，这个千年来受中国文化恩泽影响深远的国家，加速了废除汉字的历程——中学课本中很少有汉文诗文，轻视汉字的政策导致了青少年一代对汉字的隔膜，日本年轻学生对汉字和汉字日益疏远。加之其崇拜美国大兵，全日本重视英语的后殖民倾向相当严重，昔日的汉字词汇和日语词汇正被英语音译的假名所代替，日语中的英美外来语充斥，日本成功地进行了“去中国化”策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日益“脱亚入欧”。
1945年以后，进行了差不多二百年的越南语拉丁化运动开始加速，曾经“中国化”的越南知识阶层开始推进拉丁化文字在越南的普及并成为正式的越南文字。这种从废除汉字到全盘拉丁拼音话文字的进程相当彻底，汉字在越南已经被彻底废除，拉丁字母化的越南文字，成为这个曾经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小国的国家文字。
同样，新加坡是华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华人人口占75%），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在二战前一直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据点，后经莱佛士努力而逐渐发展成繁荣的转口港。1942年开始被日据三年半后归英国管辖，1946年英国将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去，充作英国的海外基地和在东南亚势力的象征。最后，新加坡在 1965年8月9日宣布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通用华语、英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但政府机构等多通用英语，学校也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可以说，在这个华人为主体的国家重视英语轻视汉语的后殖民景观比比皆是。
台湾地区一度也逆历史潮流而动，肆无忌惮地兴起“去中国化”浪潮，修订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不仅将教材中的中国历史文化大量削减，而且将“中国文字”改成“汉字”，“国语文”、“中文”改成“华语文”，“乡土语言”改称“本土语言”，凡是有“中国”、“中”或“国”的字样，都强行拆除取缔。这种文化分裂主义的做法同国家分裂主义一样，是历史的倒退，必定失败无疑。
实际上，“去中国化”也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浸淫汉文化甚深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回避中国问题是不明智的，就像中国无法回避西方一样。[5]中国文化留给世界的印记是无法去掉了，否则就将跌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之中，受损害的与其说是中国或者西方，不如说是世界。
三 再中国化：东方文化复兴的可选方案
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和平崛起之势的形成，中国的大国地位获得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认同。于是中国文化和语言重新获得了周边国家的重视。尽管“去中国化”的论调仍不时地冒出来，但整体上“再中国化”已然成为中国周边国家逐渐明晰的基本文化战略。再中国化无非是相对于去中国化而言的，是一种历史的现象，但是在这种现象中我们看到文化的重要性。
可以看到：韩国从2000年开始恢复使用汉字，并在中小学推行1800个汉字教育；日本也在“脱亚入欧”的喧嚣后让日本学生重新开始学习汉语，每年都有数万日本学生接受汉字水平考试；而越南与中国的边贸十分火热，汉语也成为与英语同样的热门外语；新加坡政府近些年来主导民众“讲华语运动”，新一代华人使用普通话的现象日益普遍。可以说，新一轮的汉语热，说明了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中国的发展将带动周边东亚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
这些仅仅是再中国化的表面现象而已，实际上，再中国化仍然需要作出深度的分析。最表面的再中国化很简单，无非是学习汉语，练习书法，记忆一些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而已，这种再中国化是表层的，也是元素化的，不是整体性，但这一层次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元素虽然呈现断片化，但对一个人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也许某个外国人看到一个看字就萌发了对中国文化的由衷热爱，而不是中国一上来就强行灌输中国文化有多好有多美，那无疑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
再往上是再中国化的中层模式，中国文化成为人的日常生活准则，比如礼仪文化，孝顺父母，尊老爱幼等等。其实，这些传统美德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有了孩子，却没人赡养。见义勇为，却被诬陷。施以爱心，却被欺骗。曾经有学者疾呼人文精神失落了，其实这恰恰是传统文化精神失落的表现。传统的道德、道义观念并没有深入人心，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贪污腐败，这些是传统中国道德精神所颂扬的吗？这世界还有谦谦君子吗？还有淡泊名利的老庄精神吗？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吗？
最后是再中国化的高层模式，中国文化的理念与精神。其实，中层模式就已经触及这个问题了。秉有中国文化的理念与精神的人，就是传统的中国文人、君子乃至圣人。秉有中国文化的理念与精神的国家，就是和平的国家，尽管并没有真正实现。
元素的再中国化、生活的再中国化与精神的再中国化是再中国化的三个层次，对文化中国的外围而言，他们多停留在元素的再中国化上，但有可能抵达中层和高层模式。但是，再中国化并非灵丹妙药、法力无边，仍然要对它有审慎的反思：再中国化的中国究竟是哪个中国？是唐代的中国，还是宋代的中国，是先秦的中国，还是明清的中国，是汉代的中国，还是辽金元的中国？再中国化的中国究竟是经史子集的中国，还是饮食日用的中国，是庙堂之上的中国，还是江湖游侠的中国，是丝绸花雨的中国，还是闭关锁国的中国？再中国化的中国究竟是谦谦君子的中国，还是奸佞小人的中国，是河清海晏的中国，还是狼烟四起的中国，是利欲熏心的中国，还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中国？可以说，再中国化充满着巨大的文化空间和思想空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抽象的、完美的中国存在在那里，让我们高枕无忧地随取随用。实际上，在中国人心中，中国有千千千万个，就看我们如何去理解、去选择。然而可悲的是，在一些人眼中竟然没有“中国”这两个字！
当代中国的一些食洋不化的全盘西化者，无视中国大国崛起的事实，坚持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这种后殖民心态使得他们将自己的姓名改成洋名，对坚持中国文化创新的学者加以打压，听到“中国元素”就指责为封建保守，见到“中国经验”就称为民族主义，谁提出“中国文化身份”就给谁扣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谁坚持“文化输出”就认定谁“反对现代性”或者“文化沙文主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失败主义的情结与“去中国化”的逻辑，居然具有内在一致性。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历史选择的，一个大国不是谁想成为大国就成为大国的，而是基于各类物质和文化的条件的。世界可以期望新加坡、文莱、摩纳哥成为大国吗？可以期望纳米比亚成为大国吗？没有一定的国土、人口、经济、历史、文化做保证，成为大国是不可能的。而具备了相应的国土、人口、经济、历史、文化，你不想成为大国也不可能。因为，有人会将你视为大国，并且还是垂涎欲滴欲瓜分而后快的对象。作为被历史所赋予的大国，中国究竟是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大国，还是做一个肆无忌惮挥舞大棒的恶狼大国，还是做一个富有正大气象的道义大国？这值得任何一个中国人去思考。[6]
新世纪中国学者需要重新体认并提出真正意义上的“天下观”。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图812 顾炎武）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家是政体，而天下是胸怀眼光和道德仁礼。如果说，“西方的天下观”是全球化的同质化的单边主义，那么，“中国的天下观”就是提倡多极均势世界中的文化差异多元主义。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7]
近年来，撒切尔夫人说了一段话：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播撒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成为知识生产的大国。即使中国在巨大的经济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8]这难道还不令我们深思？！这就告诉我们，西方人不太看重一味提升物质财富和金钱爆发，而更看重一个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文化输出的力度，归根到底，中国不要再成为肢体国家、生产国家，而成为大脑国家爱、研发国家。
未来世界中国文化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不仅关涉到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近代中国文化发展，遭遇到西方霸权话语的“合法性”暴力，他们制订政治尺度和文化条约，我们只能遵守执行。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的西方征服者，通过战争获得了西方文化话语的高势位，迫使中国文化全面失效，并一直游离在世界文化话语规则制定的边缘。当今，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大格局。对此，我们不可不察！应该把国家战略的建构和文化外交方略的制定联系起来，在可持续的文化发展和精神生态平衡中，将东方文化的和谐精神不断播撒向整个世界，在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中，使中国文化整体创新成果世界化，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因此，中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意识到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人类物质生产加工厂的地位，也不应该基于若干个人财富积累走一条非可持续发展道路，更不应以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中国威胁论”。我们应通过提升个体的文化修为，促使民族文化逐渐走向自觉自信从容高迈，不再渴望中国文化走向“西化”，而是渴望中国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在差异性文化互补中，提升人类内在心灵境界。
注释：
[1] （美）泰勒·考恩著《创造性破坏》，王志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参戴逸著《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梁柏力著《被误解的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3] 根据威廉皇帝的想象，宫廷画家赫尔曼·奈克法斯绘制了《黄祸》图并制版印刷：画中七个天使代表德、英、法、意、奥、俄等七个西方国家，手拿长矛与盾牌站在悬崖上，头顶是大十字架，大天使米歇尔站在崖边，号召“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与你们的家园！”画面另一边“悬着一团奇形怪状的乌云，乌云中心闪现着一团火焰中佛陀的坐像，骑在一条中国式的恶龙身上”。此画流传甚广，从欧洲传到美洲。参见周宁著《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4页。
[4]参钮先钟著《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新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沈福伟著《西方文化与中国》，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吴建雍著《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5]参胡兆量 阿尔斯朗 琼达编《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法）安田朴著《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法）弗朗索瓦·于连 狄艾里·马尔塞斯著《（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张放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王宁 钱林森 马树德著《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 参见费孝通著《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费孝通著《费孝通九十新语》，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
[8] Margaret Thatcher, Statecraft : strategies for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 HarperCollins,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