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界的“王铎热”源自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时日本著名书法家村上三岛重金收购了大量的王铎书法作品，并成立了“王铎书法显彰会”，潜心研究王铎书法，从而形成了具有日本假名书风的连绵体。之后他带着自己收藏的几十件王铎作品和河南省博物馆联袂举办了《王铎书法展览》，接着河南美术出版社首次出版了《王铎书法选》，这两件大事轰动了中国书坛，王铎书法得到了空前的推崇，形成了经久不衰的“王铎热”。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股潮流？原因就在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了现代转型时期，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现代审美观逐渐产生。在冲破了传统审美观的束缚以后，人们发现了一个“新”的王铎。

一、王铎“人品”的现代审美观照

    传统的书法价值取向看重人品、修养、社会地位，古代书论中历来有“书如其人”、“人品即书品”、“学书先立品”、“作字先作人”之说。以往王铎书法地位不高，主要是由于其晚年投降了清朝，“晚节不保”。突破了传统的书法价值取向以后，人们发现了书法的独立价值，对王铎的降清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同时却发现了他人品中的一些积极因素。

明天启六年正月，“阉党”首领魏忠贤授意朝廷，纂修《三朝要典》，目的是总结“阉党”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为自己树碑立传。王铎时任翰林院检讨一职，理应参加《三朝要典》的编纂，然而王铎却与同僚黄锦、郑之玄一同辞去了编纂工作，做出了不与“阉党”为伍的行动。

明崇祯十一年，满州的皇太极再次发起大规模的入侵，明朝军队接连受挫。内地由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分别攻战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此时，兵部尚书杨嗣昌在边事上主张议和，遭到朝中正义之士的强烈反对，王铎的好友黄道周在崇祯帝召对于平台之际抗疏论辩，批驳议和派主张，遭致贬官六秩之处分。事情仅过19天之后，王铎仍旧上疏，“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 ，使主和派大为恼怒，杨嗣昌已使人言于崇祯帝，要求给王铎以“廷杖”的处罚。消息传出，王铎一家老小，都为王铎担心流泣，而王铎却神态自若，毫无畏惧之感。

    事隔数日，经筵秋讲开始，王铎以经筵讲官的身份，进讲《中庸·唯天下至圣章》并论及时事时，“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又触怒了皇帝。

    降清以后，王铎在继承儒家思想，保存民族文化方面提出过一些建议。但由于是降臣，不被重视，功名利禄，家业国事，皆以飘忽不定。除却声色之外，他只有以诗文、书画自娱。在某种意义上说，王铎为艺术追求终其一生，也为后世留下诗文书画等丰厚的遗产，尤其是他的书法艺术蔚为大观。

    上述资料历史上都有记载（转引自《王铎全集》），由于突破了传统的价值观，人们才有了这些“新”发现。

二、王铎“书品”的现代审美观照

    传统的书法评价注重“冲和之美”，所以王羲之被推到“书圣”的地位。王铎虽“一生吃着二王饭”（沙孟海语），但他在继承的同时又凸显出“雄强”的气势，王铎在《文胆》中说:“文有矜贵气,有壮丽气,有兵戈气,有寒酸气,有颓败气……全无气,不名为文!”这种审美倾向是与文人崇高的冲和之美有距离的。因而受到一些人的批评。王宏在《砥斋题跋》中写道：“文安(王铎谥号)学问才艺,皆不减赵承旨(赵孟兆页),持所少者蕴藉耳。”现代审美观要求打破对称性、有序性，给人以新的刺激。这与王铎书法的审美倾向不谋而合。

    从这一观点出发，西中文先生高度评价了王铎书法变革的历史意义。他说：“17世纪的中国书法,在帖学的极致中走向衰微，几乎和当时的明王朝一起，走上了难以为继的死胡同。按照“物极必反”的事物发展规律,它必然有一个向习惯态势相反方向的新突破。事实上,这种突破的确发生了,这就是明末一批以书坛变革相标榜的书家及其艺术成就。如傅山、倪元璐、黄道周、张瑞图等人，当然，成就最大的当推王铎。”“王铎对二王以来的书法传统,虽然怀着继承与弘扬的真诚初衷,然而在他的艺术实践中,却实实在在地走向了对二王传统的颠覆。而且,王铎书法变革的意义与艺术价值主要不在于对二王传统的继承,而恰恰在于他对二王的颠覆。”

    李刚田先生也说：“王铎重表现、重气势的特点恰好与我们当代人的审美情趣相符合。王铎书法立足传统之中又能变化出新,这也正符合时代对书法艺术的要求,这是王铎书法在当代书坛为人重视、效法并形成创作流派的内在原因。” 

    三、王铎“书法”的现代审美观照

    这里的“书法”是指书法家具体的艺术表现方式。我们发现，当代书法家的一些“新”的艺术表现方式，在王铎书法中早就存在。

1、 涨墨

“涨墨”是利用墨的枯湿浓淡的巨大反差以造成视觉冲击力，是当代书法家喜欢采用的一种新的艺术表现方式。

    王铎从中国画中悟出用墨之道，并大胆地运用到书法创作中，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视觉效果，使作品产生动荡和跳跃的感觉。人们的视线完全被这几个突兀而强烈的墨团所吸引，从而怀着浓厚的兴趣读下去。王铎四十八岁时所书《临王羲之小园子帖》就具有涨墨的特色。整幅作品中，起首第一字“仆”字的左偏旁就完全被涨为墨团，当写至第九字“杂”字时，其涨墨效果比第一字还要过分，这就吸引人们怀着好奇心理继续读下去。更为意想不到的是当写到“可”字时，由于涨墨的原因“可”字已经涨成一个逗号的形态。值得注意的是，王铎通篇有意识地使用涨墨，形成一定的对比和呼应。如上部第一行的“仆”字和第三行第一字的“故”的涨墨与右下角“杂”、“可”、“处”、“静”等字相呼应，中部第二行的“往”字与第三行的“伦“字相呼应，这种不同位置的参差对比，使作品在整体视觉效果上别具一格，特点鲜明。（见附件1）

2、 拼贴

    “拼贴”是西方现代艺术中采用的一种创作方式，它把几种看似毫不相干的东西平凑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新艺术效果。

在王铎的书法创作中也采用这种手法。王铎的一些临帖作品，往往割取数帖，拼凑成新的难以卒读的“文本”，在作品的形式和风格特征上，和他所“临”的范本极不相同。他崇祯十六年（1643）六越写给友人的草书立轴，就拼凑了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作品。其文本为：

豹奴此月唯省一书亦不足慰怀耶吾唯辨辨知复日也知彼人已还吾此犹往来其野近当往就之耳月末当至上虞亦俱去。

    此轴的起始“豹奴”至“慰怀”十三字取自《淳化阁帖》第十卷王献之的《豹奴帖》。此后“耶”字为王铎所加。自“吾唯”至“就之耳”二十六字出自《淳化阁帖》第八卷王羲之的《吾唯辨辨帖》，但文本和原文略有出入。“月末”以下出自《淳化阁帖》第八卷王羲之的《家月帖》。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拼凑二王父子的书法而成的，但王铎又改变了自然的顺序，先临王献之，后临王羲之。由于是拼贴，即使是每个字都能够辨认，全篇的文义依然令人无法理解。这是有意留给人们一个思考的余地。此外，在作品的形制上他也作了很大的改变。二王的原作是刻帖中的“短扎”原扎中每个字不足方寸。经过王铎的“临写”，变成了巨幅挂轴。（见附件2）

3、 巨幅

    书法艺术发展到当代，已经从文人墨客的案头赏玩发展到平民百姓的展厅观摩。为增强书法作品的视觉冲击力，书家不惜在作品的尺寸等方面极尽能事，或高寻丈；或长百米。

 这种追求宏大气势的倾向早在王铎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这一方面是由于明代建筑日趋高大，厅堂布置需要巨幅挂轴。另一方面是造纸和制笔技术的发展，能够生产出巨幅的纸张和写大字的毛笔。更值得注意的是以王铎为代表的书法家积极的艺术实践和探索，创作出了大批与这种新样式相匹配的书法精品。《王铎书法全集》一共五卷，从国内外收集了王铎书法作品348件，其中一半以上是巨幅挂轴。

    在巨幅挂轴中，王铎尽情地挥洒，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章法。其特点是强调“贯气”，很好地把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乃至整幅作品中的安排、夸张与对比，糅合于他的审美观和辩证法中。他根据字型大小、墨色轻重、行距的疏密变化，巧妙安排，在黑与白、动与静、刚与柔的冲突中，大胆制造矛盾，又成功合理地解决矛盾。尤为突出的是他利用连笔和“意连”的手法达到“贯气”的效果。王铎创作情绪激昂之时，极爱连笔书写，下笔速度很快，笔触敏捷，一笔下去，可连续书写十几个字而不断，气势极为畅达。上文所举的临王献之、王羲之长轴就是一幅连笔书作品。有时候由于笔顺和章法等原因不能连笔，就采用“意连”的手法，利用勾挑相互照应，使笔断而意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