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不乖时今不同弊

 王岳川

     因时时感悟“书法经典”的魅力，故常常在深夜对历代法书加以潜心临写。近日重新书写数遍孙过庭《书谱》，不仅从笔法上有新的解悟，而且领悟到《书谱》中并没有过时的重要美学思想。其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可谓弥久弥新，其中精彩之处，直击当代书坛弊病，不妨拈出几条与同好共赏。

    其一，孙过庭明确提出“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论断，认为要继承古代经典，但有不能完全脱离时代，应在沿袭中有创新，在继承中有发展。这与我坚持的“守正创新”具有精神的一致性，故深得我心。同时，孙过庭强调书法创作中精神与技巧的结合，心与手和谐畅达，如果用笔随意乱抹象字就行，完全不明白临帖门径，也不清楚用笔之道，而想把字写得神骏，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智巧兼优，心手双畅……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

   其二，注重书写者精神修为。“君子立身，务修其本”，反对成天沉溺在如何用笔技法上，或把精力全放在书写的形式层面，坚信只有很深文化造诣的贤达之人，才能在文化事业上成就辉煌，在书法上同样造诣殊深（溺思毫厘，沦精翰墨者也！……信贤达之兼善者矣）。

   其三，对一些书艺不高，仅凭附权贵名人抬高身价的书家提出尖锐的批评——“身谢道衰“——人死后其书法价值就衰退不堪。孙过庭对那些歪门邪道的各种奇怪之书深恶痛绝，诸如龙书、蛇书、云书、垂露篆之流，龟书、鹤头书、花书、芝英书之类，这类属于绘画方面的描画而已，已经不属于书法范围，故而反对写字如绘画（龙蛇云露之流，龟鹤花英之类，乍图真于率尔，或写瑞于当年，巧涉丹青，工亏翰墨）。

    其四，反对抛弃书法内容而将其看成是纯形式的技巧。当代书坛受到西方形式主义的影响，有一种形式至上的风气。深究起来，形式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曾经风靡过一时，如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等，但是很快就被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等西方文论所扬弃。21世纪前沿理论不仅不重视形式主义，而且反形式主义，以至于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生态美学成为主流。其实回到中古的孙过庭那里，他同样明确地反对形式主义书风：“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史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虽其目击道存，尚或心迷议舛。莫不强名为体，共习分区。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同样，他也区分了不适当的情感对书法的负面影响：“质直者则径侹不遒；刚佷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染于俗吏。斯皆独行之士，偏玩所乖”。在我看来，注重书法形式美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否定内容而仅仅凸显形式，则会矫枉过正走向另一种偏颇。

    其五，书法之境与精神相通会，而因时因地因纸笔因心境而有乖有合：“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从”。对此，宋代姜夔深有同感，在《续书谱》中认为：“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笔纸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创作书法需要在和谐中生美，可谓君子所见略同。

    其六，张扬志气平和的书风，批评一味斗狠张怪的书法。孙过庭以王羲之为例认为：“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历，而风规自远”。而王献之以降的书家，大抵狠命地标新立异于某种书法体裁，不仅在技巧浑厚上不能和王羲之相提并论，在精神气质上也与王羲之相差很远（而子敬已下，莫不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岂独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悬隔者也）。

    我在临写《书谱》之时，深入理解其言，始信米芾之评：“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书史》）清朱履贞：“惟孙虔礼草书《书谱》，全法右军，而三千七百馀言，一气贯注，笔致具存，实为草书至宝。”（《书学捷要》）可以说，孙过庭《书谱》不仅奠定了中国书法理论的基本结构，而且对若干现象富有“先见”地加以评判，对当代书坛各种苗头而言，亦当有防微杜渐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