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百忍

     学习书法，最初碰到的问题是建立“法”，诸如执笔、用笔、点画、结体、墨法、章法等等，这是很实在的东西。其次，将会面临立“法”的意义生成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一一解决“法”的问题时，无论是书写时的力量运动，还是点画的形态，字结构以及章法的分间布白等，都会带给人相当的心理感受，乃至于令内心舒畅或是沉闷，甚至于踌躇满志，在崇高的审美享受中滋养心灵。这是由实反虚。但一般人只注重笔墨之“实”，而忽略笔墨之“虚”，殊不知两者缺一不可。无论执着于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使书写成为单一的技巧重复或流为华而不实的笔墨游戏，最后只能留下虚糜的书写墨相。不过，从学习的次第而言，“法”的部分必不可少，这是书法的本质。其次，也要修养“书”，“书”属于“天”，是心性的自然流露。

从“天”的角度来看，孩童写的字生机盎然，理应得到尊重，但有人并不这样看，而是依照世俗的眼光来评论其中的是与非。在我看来，这只会扼杀孩子的趣味，使其所处人生的春天因缺乏生机而不能生发。推而广之，夏为长嬴，秋为收成，冬为安宁也就不会如期到来。相反，我们将看到许多孩子在人生的夏天——青少年时期，就已厌弃学习而更想不劳而获。可想而知，当其人生的秋天与冬天来临之际，就只能颗粒无收，老大徒伤悲了。

再就童蒙养正中的《弟子规》而言，其文本内容突出了脚踏实地的规范，如果我们以此溯源到了《论语》，就可发现孔子不但注重礼乐，而且敬畏天命。孔子是沉浸在礼乐的人文世界里，这是“六十而耳顺”；当他到了七十的时候，则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从心”属于“天命”的吻合，“不逾矩”则指遵循应有的秩序。我们姑且可以说，孔子是从“天”走到“地”，即走向人间，建立大同。这就需要很实在的内容——“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可以看出，礼仪、威仪的规范，目的是使人敬畏“天”。但事情的发展往往不能尽如人意，更多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只是礼崩乐坏的局面，于是，礼乐的歧出反而隔离了人与天的直接交通。在这种情况下，庄子另辟蹊径，认为大道无法被说明。因此，大辩的目的是没有言语的遮蔽，大仁的目的是没有小我的偏爱，大廉的目的是没有表面的谦让，大勇的目的是没有强悍的表示。所以，道显明出来就不叫道。以此类推，言的论辩将使道有所欠缺，仁的固执也会使道不圆满，廉的清高就不属是纯粹，勇的强悍也非真勇。进一步说，人若能涵容大道、大辩、大仁、大廉、大勇，并将之贯通，就差不多找到了向道的方向了。我们姑且可以说，庄子是从“地”上升到“天”，即敞开心灵，直面本真。然而，庄子的思想却也因其高远而难逃消极出世的批判，这与批判儒家思想为吃人的礼教一样失之公正。其实，儒道互补正如虚实相生一样，偏重任何一方都不周全。无疑，原始儒家与早期道家均获得了“天”的会通，只是所走的路线略为不同，但这正好可以在“正—反—合”的认知中使人开阔视野，从而获得生活的实在感与精神的逍遥游。

如此看来，在建立书法的“法”之后，还不能拘泥于“法”。法无定法、无法可说最终使心的作用显露了出来。于是，会其意将使书者通过“书”链接了“天”。也可以说，这是随立随破，随破随立。正如唐·孙过庭所言：“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最终，是心中之志使“书”活了起来，这也是前面所说的由实反虚，虚实相生。若就笔法而言，它包括了实在的点画以及点画之间的呼应。换句话说，点画既笔笔独立，又笔笔相连。相连的部分，有时表现为游丝，有时则是断开的，这都是毛笔在空中运动的结果。然而，这一部分往往被人忽视，因为它并不以具体的点画体现出来，而只是书者意象兴发的流露。我们不妨在读帖的时候注意一下古人运笔时在纸面、空中的交接处，会有自然的笔触，是藏是露，点画的意态自然生成。接着的纸面运动，则是在中锋的导引下，使点画的形质在水墨与纸张的氤氲中瞬间诞生。如椽之笔，承载着思想的流动，外化成点画的形质意态，一时之间，素白的宣纸上凝固了时间与空间。我们的心，倘佯在一片明朗的“天”；我们的笔，行走在一片温润的“地”。从上到下，您还可以感受到字轴线的左右摆动，以及行气的生生不息，这都属于“虚”。但它却如同太极图中间的“S”线形态纵横贯通。此时，欲罢不能。

大体而言，儒家思想显露了“地”的厚重与包容，在其入思的地方比较注重公共空间的礼乐重建，表现在书法上，则为“唐尚法”。道家思想则更倾向于“天”的清虚与高远，在其入思的地方更为注重心性的澄明与超越，表现在书法上，则为“晋尚韵”。就书法史上的两位书法家——王羲之与颜真卿来看，王羲之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成分略大于儒家思想，颜真卿正好反过来。但我们也可以说二者都是调和了儒道思想的人物。若就王羲之的《兰亭叙》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而言，前者的精神风貌较为典雅，后者则更为悲慨。如果说《祭侄文稿》的笔墨意象是迎面扑来的浑厚充实，是直逼观者之心的。那么，《兰亭叙》显然不属于这种风貌，《兰亭序》的旷达，可以将观者之心引向自然，于清畅的点线流动中使人如沐春风。这不能不说，其笔墨意象的差异其实是精神思想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却有其关联，即他们在文化洗礼中“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精神创新与人格魅力。我想，这才有与其相应的书法艺术范式的诞生。

这使我们不禁想起，在庄子的寓言中，庄子曾借助孔子之口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孔子曾经到楚国去，亲眼看见一群小猪围着一头母猪吃奶，不一会儿大都惊慌而逃，原来它们发现母猪已死。可见小猪之爱母猪，不是只爱它的形体，更爱主宰它形体的精神。这不能不说是庄子企图调和儒道的努力，而我们之所以喜爱书法，除了前面所说的实在以外，难道就只能将实在局限于书法的某个笔画或某种字体吗？这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应由“法”及“书”，升华书者的精神境界，最终找到“天”的归属感。这看似虚而不实，殊不知，“虚室生白，吉祥止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