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胡适之”——那些年胡适的粉丝

张仲民

胡适从1917年7月回国，1917年9月到北大任教，短短的三年之内，胡适就“暴得大名”，是多方面综合因素的结果。

我们先从胡适与章士钊的关系说起。胡适是因为向《甲寅》投稿而与章士钊结下文字缘，进而又与陈独秀建立了联系，而胡适之所以与商务印书馆建立关系，也是起源于章士钊的推荐。可以说，章士钊是胡适的伯乐，他在助推胡适成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后来两人又同在北大任教共事一段时间，私人关系颇好。

胡适出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提倡宣传白话文，故有人甚至炒作他是白话文的“祖宗”。但章士钊不喜欢白话文，最初他对胡适、陈独秀的宣传白话文不太在意。“五四运动”以后，胡适成就大名，白话文运动也开始成为潮流。章士钊就开始撰文批评起白话文和新思潮来，总体来说他的这些批评反响不是很大，没有引起胡适重视。

1923年8月中下旬（1923年8月21-22日），章士钊在杭州暑期学校一个演讲中，又严词批评了新文化运动，并对正在杭州养病兼度假的胡适及其追随者进行了形象的讽刺：“以适之为大帝，以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该文《论新文化运动》稍后即连载于上海《新闻报》上。章士钊这样的批评其实有借胡适进行自我炒作的意思，当然也有打上门来故意挑衅的意味，不过这也说明两个人关系很好，老朋友才会这样讲。批评之后，回到上海的章士钊还特意托即将去杭州拜访胡适的朋友潘力山去告诉胡适他这个批评。稍后，赴杭州见胡适的潘力山的确传达了章士钊这个要求。胡适听后却全不在意，告诉潘说章的批评不值一驳，你也把这话带给章士钊。潘力山这次却没有将胡适这个充满鄙视的话转达章士钊。不过10天后，胡适到上海，在亚东图书馆见到章士钊，胡适当面将这个批评告诉了章士钊，章没有动怒，两个人谈得很好。于是胡适在日记中特意记载说章士钊这个人气度很好，不失为一个绅士。但隔了近两年章士钊去北京做了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这时候他复刊《甲寅周刊》，又把在1923年8月《新闻报》上发表过的那篇《论新文化运动》在1925年9月号上重新发表。这让胡适很恼火，因为1925年2月初，人在上海的胡适曾在餐馆碰到章士钊，章邀请胡适一起拍照，并题写了白话诗留念：“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面对章士钊的如此主动示好，胡适认为章士钊已经“豪爽的投降”，没有想到章士钊又反戈一击，于是胡适开始回应，写了一个反驳文章，批评章士钊。这时尽管章士钊是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部长，但他的声望、地位、影响都比不上一个在野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这时候的胡适，名声如日中天，已经远非时下的章士钊可比。

再看胡适成名过程中对胡适帮助很大的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1918年胡适要出版新书《中国哲学史大纲》，请蔡元培作序。在序言中，蔡元培声称胡适是绩溪三胡之后，有汉学正宗的遗传，“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胡适其实根本并非汉学家绩溪三胡的后人，蔡元培这里明显犯有常识性的错误，但这很可能是蔡元培受到胡适误导的结果。胡适自己不敢以三胡之后自居，但他可以有各种方式向蔡元培等人暗示自己是徽州三胡之后——毕竟谁也不会去查证此事真假。 后来蔡元培这个绩溪三胡之后的说法又被梁启超等很多人所接受。故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同样说胡适“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时人对胡适出身的这个误会，对于胡适当时的处境及之后的形象塑造助力颇大，而实际是理学家庭出身的胡适对时人这个误会“并不否认，而且坦然地接受”，以致于周予同等人多年以后还以此作为证据来讨论胡适思想同乾嘉汉学的关系。胡适不去主动去纠正这个错误，实际也反映了胡适当时在北大的不自信，另外也反映出胡适好名，他想给人中西兼通、新旧融合一炉的形象。 

《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的不自信我们可以通过胡适与钱玄同的关系看出。曾经有一个研究者，也就是周质平教授，他形容胡适与钱玄同的关系，称胡适是播种者，钱玄同是一个催生者。其实钱玄同比胡适的年纪大，当时的名气、声望也比初回国的胡适高，胡适与钱玄同在这个时候的关系是同事，但是年轻的胡适更像是年纪大的钱玄同的导师、偶像。而钱玄同之于胡适更像是胡适的粉丝兼朋友。胡适写出一个什么样的文章，发表什么样的言论，与钱玄同都有呼应，两个人交往密切，钱玄同经常写信给胡适，向胡适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意，当然有时候也有批评，但是都属于小骂大帮忙的状态。特别是胡适的白话诗，在美国的时候都被他的一帮朋友拿去批评，到了北大搞白话文运动，胡适又提倡写白话诗，但他的创作当时被很多人骂，说根本不像诗，就是累积一些大白话。钱玄同却很欣赏，还公开表扬，不怕争议，后来胡适就很感激，让钱玄同为其白话诗集《尝试集》写序。这个时候钱玄同对胡适最大的支持还不是这个，最大的支持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个有名的炒作事件——王敬轩事件，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了一篇文章叫《文学革命的反响》在《新青年》上发表，在这篇文章里他是以一个旧派的身份推崇林纾，批评新派的做法，尤其是白话文。然后刘半农再写出反驳文章《复王敬轩》，对此进行嘲弄反击。一时之间，颇引人瞩目，尤其是被无故牵连的林纾加入战团，公开写信撰文批评蔡元培和北大。对于钱玄同、刘半农这个炒作，学界的研究够多了，这里不多说了。钱玄同对胡适的支持，对《新青年》的支持，在胡适看来是非常有意义，非常重要的。让胡适自己40年后还记忆犹新：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但是他却支持我的观点，他对我们这么同情，让我“受宠若惊”。

而钱玄同这样的支持对胡适在北大站稳脚跟同样是非常有帮助的，难怪胡适让钱玄同尝试写这个序，而且你看钱玄同给他写的序，表扬是不遗余力。所以两个人在这个时候结下了亲密的战斗友谊，关系非常好，现在钱玄同文集里面有不少致胡适的信，当然他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信是收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还有一些没收进去的，后来有学者就把钱玄同文集之外的，钱玄同致胡适的信整理出来，有47封，这是保留下来的，遗失的就更多了，而且钱玄同日记里有他经常去见胡适跟胡适吃饭聊天的记载。胡适自己的信件里给钱玄同的信也非常多，说明当时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

除了蔡元培、钱玄同的支持，还有几个学生的支持对胡适也很重要。最有名的两个学生是顾颉刚和傅斯年，其中顾颉刚对于胡适的支持尤其重要。 

胡适

当时的北大校内气氛是以旧学为主，那些学生读古书都比胡适读得多，所以胡适要想给青年人上课有很多人不服气，尤其是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大纲，当时正在北大教书的旧派学者陈汉章就说中国哲学史本身就是中国哲学的大纲，你再讲中国哲学史大纲，那就是大纲的大纲，成何体统，所以他看不上胡适。加上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没有从神话中的三皇五帝讲起，径直就讲西周晚年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这不仅让原来的老先生连呼“胡闹”，也让听惯了老讲法的学生们大为惊异，认为胡适不讲三皇五帝，就是“思想造反”。他们认为胡适这些做法不配做北京大学教授，想把他赶走。而顾颉刚听了胡适的课之后，认为胡适读的古书虽然不多，但他有眼光、胆量和识见。顾颉刚把他的意见传达给他另外一个好朋友，也就是当时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傅斯年也去听了胡适的课，认为胡适这个人读书虽然不多，但是学问还是有的，转而带头支持胡适，甚至此后事事向胡适汇报，还招致顾颉刚对其做法的不满。

但对于胡适带给自己学术上的影响，顾颉刚却不讳言。1924年1月29日，顾颉刚在写给李石岑的信中曾有回忆：

民国六年秋间，胡适之先生到北京大学来担任中国哲学功课，一般同学都很奇怪，他们说：“西洋留学生如何会讲中国哲学？”我初时也存此想，但后来愈听愈感动，觉得他讲的虽是哲学，不啻讲的史学，更不啻讲的是治史学的方法。他用实验主义的态度讲学问，处处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从此，我不但有了治学的宗旨，更有了治学的方法了。我从心底里发出快乐来，愈加增我研究学问的兴趣。我觉得中国的历史从来不曾用这个方法整理过，现在用了这个方法去做整理的工作，真不知可以开拓出多少的新境界。

顾颉刚之后在写给自己的爱慕对象谭慕愚的信中也自认其转向史学是因为上胡适课的关系。顾颉刚平常以胡适作为标杆，言必称胡适先生，并经常反省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像胡适那样聪明？顾颉刚认为胡适“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史学家”。折服于胡适的顾颉刚主动帮助胡适找资料，特别是关于《红楼梦》和小说考证的材料。而胡适也帮助顾颉刚找工作，也借钱给处于窘迫中的顾颉刚，支持其古史辨事业。为此，顾颉刚被胡适的敌对者视为胡党，饱受穿小鞋之苦。他当时向友人容庚分析自己在学界饱受师友倾轧和攻击时，认为其原因在于“佩服适之先生是一大错处，种种攻击皆发端于此”。

胡适最有名的学生其实是毛泽东。毛泽东1936年在与斯诺谈话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是把胡适放在陈独秀之前，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楷模。

我们再看《毛泽东早期文稿》中的文章，就能知道胡适当时与毛泽东有很密切的来往。对毛泽东来说，胡适就是他的导师和偶像，但胡适晚年在写口述资料回忆的时候，他否认这个事，说毛泽东不是他的学生，毛泽东考不上北大，毛泽东听不懂他上的课。另外一方面，毛在大陆也发起了批判胡适运动，双方彻底道不同不相与谋了。

关于胡适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是学术界过去关注比较多的，其实在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就去听胡适的课，还专门拜访了胡适，向他请教了关于新思潮的各种问题，而且毛泽东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北京以新民学会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去做报告。后来胡适和蓝公武、李大钊等人发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时候，毛泽东在长沙立即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144个问题。而其中很多问题是跟胡适有关，受胡适启发的，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对毛泽东的影响，以及毛泽东对胡适的接受程度。

胡适对毛泽东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当时毛泽东在长沙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群体，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打算要出去了，但是到最后他没有出去，为什么没有出去他愿意留在国内？这是毛泽东自己给他的朋友周世朝写的信，信里面讲为什么没有出去。因为受到了胡适和黎锦熙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胡适，因为胡适写了一个《非留学篇》，他写了留学怎么怎么不好，毛泽东就不去留学了。

当时胡适还对毛泽东青睐有加，当时有一个《每周评论》，原来是陈独秀主编的，后来陈独秀坐牢，就由胡适接管，胡适在主编《每周评论》时曾经给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写过一个评论，高度评价《湘江评论》，说它会议论，认为当时的湖南在军阀张敬尧的统治之下，能有这样的杂志出来，了不起。称赞《湘江评论》是《新青年》的好兄弟。特别是称赞其中刊登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这是一个连载的文章，写得很好，是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胡适对毛泽东的看重。 

胡适不光给毛泽东写评论高度赞扬，实际上也有指导帮助。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曾就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事拜访过胡适，请胡适帮忙指点，修改他拟定的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因为胡适很欣赏毛泽东，也去给他改，而且自修大学的名字就是胡适起的，毛泽东也很客气，也吸收胡适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