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儒家人文化成之道（引言）

张兴成

2022年9月3日，北大书法所“文化书法与美育国策”学术论坛举办，本文系西南大学教授、书法研究所副所长张兴成提交的论文。

清代学者阮元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1]百年来，中国书法经历了剧烈的“古今之变”，也面临一系列的危机，主要问题是书法曾经依托的整体文化基础和资源的分解与断层，使书法在走向独立的艺术形态的过程中出现了精神内涵苍白化，书家文化修养缺失，作品形式大于内容，审美与批评标准相对化，理论阐释的西化等等问题。针对这种“无根状态”，需要重构当代书法的文化精神与审美品格。

古典书法之所以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是建立在以儒学为核心的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之上，这提醒我们，当代书法文化基础的修复和重建有必要重审书法与儒学的关系。

一、儒家“以书为教”的理据

儒家“以书为教”，视书法为人文化成之道的传统，可溯自先秦“六艺”之教。[2]《周礼》“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的“书”与后世艺术层面的“书法”不尽相同，但却是其本。康有为将六艺皆归诸“公学”范畴，认为“自庶民至与世子莫不学也”，尤其书、数之学，当为“天下古今通行之公学”。[3]

康有为是托古喻今，以书法作为文化变革与启蒙民众的工具。古代能够接受“书教”（此非指儒家常说的《尚书》之教）的是贵族和士人，属于“文化精英”阶层。特别是士，“无恒产而有恒心”（《孟子•梁惠王上》），乃价值和意义世界最重要的创造与守护者，是文化与文明的结晶与代表。进入现代，随着教育的普及，“士”转变为“知识人”，书、数之教真正群众化。

因为与文字、知识群体的一体关系，决定了书法作为民众教化工具的优先性，因此也可以说书法是建立在最具“群众”基础和文化普及意义上的一门艺术。一个人只要开始读书识字，便会与书法结缘，书法变成了读书人的“本能”与文化标识，也因此成为中国人最基本的教化方式之一。

二、持敬之道与书法修身化人的工夫

儒学史上，宋明理学最重书法修身功能。程颢说，“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4]后世学者、书家，从程颐、朱熹到陈献章、王阳明、曾国藩等等，围绕这一名言和思想展开不断的阐发，将之确立为理学书论的纲领，并进一步通过实践而形成了一套修身工夫。

这套修身观念与工夫又通过书院教育、科举选拔、艺术活动等等，从形式到内容，从制度到思想，全面渗透到读书人的学习和生活之中。书学也因此变成“心性之学”“成圣之道”。“写字敬简”，追求“敬气”，以“楷敬”为审美标准，等等，要求学子遵循理学修身原则来指导日常书写，培养自己的心性品质，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提升士人与文官的整体素质。但也不可否认，当这种教化观念、训练要求与帝王审美趣味、科场逻辑等相结合时，亦可能成为馆阁体、干禄书等流行的基础。

三、变化气质与书法修身之旨归

儒学影响下书法修身的目的可概括为“变化气质”。简言之，人之气质总有所偏狭，有清浊厚薄，通过修身，复其本性之善，心性之美，就是“变化气质”。

人写字字亦写人，人磨墨墨亦磨人。“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以得其变，下观诸碑以备其法，流观汉瓦晋砖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酿而酝之，神而明之。”[5]通过各种经典法书，使学者的心性品质趋于清明美善，学书之路因此成为塑造理想文化人格之道。套用康有为的话，书法于人，可以活其气-成其形-博其趣-隽其体-致其精-变其意-肆其力-肃其骨-逸其神-丰其肉-华其血-致其朴-尽其态-造其极。[6]单薄进于丰厚，靡弱进于雄强，朴野进于文明，夷狄进于中国，人事进于天道。人书合一，书成则人成，人化则书化。

儒家以“变化气质”为文教要义，乃是因为文教从来就是关乎文明根基的大事。我们今天选择什么样的“气质”来作为华夏文明的根基，将会决定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文明竞争中的位置和未来。

四、行健向上、复古更新的文明气质

《周易》“贲卦彖辞”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化”在甲骨文中是由两个相对而行的“人”字会意而成，一个人向上行，一个人向下行，“化”的本义就是人的分化。向上者成为贵族，向下者成为奴隶；向上者尊贵，向下者卑贱；向上者生，向下者亡。儒家更重视德性和精神的分化，所谓“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君子行健向上，下学人事而上达天道，追求精神的高贵与德性的完善，“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

“文化”即“文而化之”，“人文化成”。中国人从习字开始，一点一画、一横一竖，描红临帖，由形入神，在那些经典法书的文饰与打磨下不断成长，德性变得更加美善，人格得以蒙养化成。因此，书法艺术充分阐释了中国“文化”的本义与本质。世界离不开“文”，不“文”则不足以使社会秩序和谐化，不“文”则不足以使心灵结构合理化，不“文”则不足以使生命境界高贵化。如何通过“文”以化成世界和人心，是书法的主要功能与追求，亦是书法作为“文化”之根据。

需要指明的是，在此讨论“书法与儒家人文化成之道”，并非意味着我们要宣扬“复古”，无条件地回到历史，照搬古典书法的价值模式和教化方式。历史上真正有意义的“复古”，都是“以复古为更新”（康有为），“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复”并非毫无创造力的重复，不是故步自封的“内卷”（involution），而是在盘桓往复中上升与“演进”（evolution）。“以复古为解放”是一个对古典智慧的重新发现的过程，是用更长的时间线和更深广的历史经验来检讨、审视、纠正当下，抵制现代性和全球化从空间上造成的文化同质化挤压，从古典文明中寻找资源与智慧，为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借鉴。

儒家有“崇古”传统，尧舜禹“三代之治”代表了最高追求。“三代之治”作为信史或不可述，然作为理想则犹可期。故“复古”在儒家看来，不是回到历史，固守传统，而是在充分理解传统的基础上走向更高的理想境界。书法中的复古亦有此义，学古、摹古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形式上像古人，而是希望通过艺术靠近那至高、至美的古典理想，拥有与圣人、大师们一样的人格与生命境界。

结语

书法作为一种“文化”，“化成”世界与人是其主要功能与根本追求。因为书法，汉字从信息交流的符号变成了足以承载自然万象和人文精神之美的艺术图腾；因为书法，凸显了一个独特的社会与文化阶层，涵泳出一种独特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榜样——士人群体与君子风范；因为书法，有了一个悠久而灿烂的文明，从甲骨、金石、简帛到纸张，我们这个民族通过生生不息、传承有序的铭刻与书写，向世界彰显了“何谓华夏”，“何以中国”。

[1] （清）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清）钱大昕著，杨勇军整理《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2] （宋）朱长文《续书断序》：“周官保氏教国子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谓也。书之为教，古者以参于礼乐，恶可置哉！”（朱长文纂集，何立民点校《墨池编》，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269页。）按，儒家一般所言“书教”是对《尚书》之教的简称，但古人亦早已注意到书法在教化中的重要性，有时也将“以书（法）为教”简称为“书教”。

[3]康有为《教学通议》，见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4]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页。

[5]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172页。

[6]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注》，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