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论西方伪史

 

龚鹏程

 

人类之不能进步，是因先得花许多气力清理历史的债务。

譬如现在空气都坏了、矿藏资源都枯竭了、田野都荒芜了、都市都壅塞了、人心都狡诈了、思想都混乱了……这些，不是哪个人造的孽，而是过去整个人类追求进步所积累的。可是这些“成果”就是历史的负债，需要这一代人去清偿，让空气再度清新、人心再度清明……。

而不幸，方偿旧债，又造新业，人的脑子，只能更乱了。

一、我是谁？

我们之前欠的债还特别多。除了欠天欠地，还欠了外国人许多钱，乃至割地赔款，整个民族都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所以后来我们花了很大气力提倡民族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一听到“中国人站起来了”之类话，许多人甚至会热泪盈眶，认为历史的债务总算清掉了。

可惜，中国从来就不是近代西方人说的“民族国家”；现在却为了解决历史问题，只好把自己建设成一个民族国家，并创造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

于是，方偿旧债，又造新业。

清末本来只是排满，推翻满清政权之后，却须要建国。建国，是继续实行帝制，还是建成类似现代西方式的国家？如果是十九世纪以后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态，中国事实上却有许多族，所以到底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五十族共和，还是说仍只一个族，叫中华民族：汉满蒙回藏等百来个民族，皆是它的内部分支……。

以上这段话，每一句，都饱含或牵连着清末民初许多学术的、思想的、政治的斗争。

许多问题，如汉族是不是一个种族、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中华民族是种族还是文化体、辽金元和清朝算不算异族殖民统治……等，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仍是一团乱麻，争论不休（此处不详说、不展开。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争议，或自认为已经懂了，那么，为你的纯洁点赞；不然你要赶快上百度或谷歌，自行科普一下）。

二、我从哪里来？

确定我们是不是中华民族，通俗的现代哲学语言叫作：追问我是谁。

可是确定我是谁之后，问题又来了：我从哪里来？

若确实有一个中华民族，这民族的始祖是谁？历史该从三皇（天皇地皇人皇或伏羲黄帝神农），还是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讲起？他们各是什么关系，崛起于何地何时？当然，这也都是吵成一团的。

民初，上古史研究大盛，原因就是如此，大家都想在此求个是非出来。阶段性、标志性的成果，即是从1926年至1941年的《古史辨》七大册，三百五十篇文章三百二十五万余字。

这也就表明了二十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所有高级头脑都扑在这个问题上。

但问题越谈越复杂，也越令人失落。当时主流见解是：上古源头不明，只是神话和传说，而传说跟史料也都是后世添油加醋造出来的。三皇五帝皆不可信，信史最多只能上推到东西周之间。我从哪里来，毕竟不知道！

文献与传说既然考证不出个结果来， 1928年中央研究院便另辟蹊径，派董作宾去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是中国独立进行科学考古的开端，挖出了大量甲骨等文物。证明了殷商的存在和《史记》文献的可信度。

这令人振奋不已？不，更沮丧了。

为什么？因为《古史辨》不但没把民族源头考清楚，还考出三皇五帝乃至大禹都是伪史，是一层层添油加醋来的。殷墟考古，也只能把我国信史往上推到殷商，距离“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还差两千年呢！

何况谈历史要讲年代。殷商和周初的年代和史事，仅是推测，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天，到现在也没个定论，遑论其它。

董作宾等讲殷史的先生，凭借的，又只是以自订的《殷历谱》来循环论证。我师湖南宁乡鲁实先先生以降，多有质疑。以致前些年仍须国家启动大手笔去做“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果170名专家做到2000年完工，其成果却在国内外都没被接受，该吵的继续吵，甚至吵得更兇。

也就是说，民族源头问题仍笼罩在迷雾中，搞不清我从哪里来。

三、我从西方来？

（一）

问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之后，一般是要再问“我现在在哪”、“我要到哪里去”？

当时大家也确实这么问了。可是文史学界对于“我从哪里来”混战方酣，行动者卻等不及了，只能跳过去追问“我现在在哪”“我要到哪里去”，以便为革命形势确定行动方针。

30年代初期，社会史大论战于焉展开。开始想确定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该进行什么样的革命。

接着就是抗战、内战、实施社会主义、文革、冷战等一系列大事。把“我从哪里来”的问题接回来谈，已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

改革开放，是重新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合作，所以思想的大潮是现代化，走向世界。而现实，更是世界涌入中国，包括时尚、器用、资金、商业、技术、思想学说，等等。

其中有许多是早先民国时期已出现过的，现在卷土重来，例如现代诗、现代主义小说。上古史方面也有，如“中国文明西来说”。

（二）

1894年左右，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4—1894年）的《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古巴比伦文字及其中国起源》等书，已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历经艰险，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此后，四处征伐，传播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

Nakhunte又作NaiHwangti，即黄帝，巴克族则为百姓（Bak Sing）的转音。

此说在清末民初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时代气氛中大受欢迎，像王国维《咏史二十首》开篇即是：“回首西陲势渺茫，东迁种族几星霜？何当踏破双芒屐，却向昆仑望故乡。”他和刘师培、梁启超等学者更在西来说的影响下关注《楚辞》等古籍，开启了一种研究古史的新风气与方法。

1915年，袁世凯甚至废弃了孙中山颁布的国歌，改用《中华雄踞天地间》为国歌，曰：“中华雄踞天地间，廓八埏，华胄从来昆仑巅，江湖浩荡山绵连，勋华捐让开尧天，亿万年。”其中，“华胄从来昆仑巅”就跟王国维如出一口，可见其说势力之大。

考古方面，发现北京人、仰韶文化的瑞士人安特生亦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虽然后来他说从仰韶文化、商、周到今天，中国在人种和文化上是连续发展的，仍不脱源头来自西方之想。

为什么中国人那时会广泛有这种今天可能会被斥为“汉奸”“认人作父”的想法呢？

到了八十年代，中国还高喊着要“走向世界”，知识分子也热读《走向世界丛书》呢，何况二十世纪初？强调中国本来就与世界融为一体，西方文明从来就源源不绝地进入中土，所以中国从来就不封闭不保守，乃是当时的集体意识，至今亦未衰。

换言之，说中国人种西来或文化西来，仍是民族主义话语，就跟研究中西交通史而总在谈西学东渐、西人入华，绝少谈中学西渐那样。

只不过，随后中国另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因五四运动、抗战等一系列时势之激扬而越来越强，西来说才渐渐淡化；在中国内部找文化源头，乃渐渐成为新的范式。

如30年代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即说商族发迹于东北、建业于渤海与古兖州。1978年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东北说》，八十年代干志耿《商先起源于幽燕说》认为红山文化是商先文化的渊源等，皆其后继。

近年社科院易建平更强调：要跳出中原，放眼东北的红山文化、西北的齐家文化、北方的石峁遗址、东方的两城镇遗址、西南的宝墩遗址、中南的石家河遗址、东南的良渚遗址等，才能找到中华文明源头。

这一类说法，可概括为“民族史学”。不论一元还是多元，基本是在我们本土内部说中华民族与文化的源与流，并成为主流体制（后来的政权，都不像袁世凯那样喜欢说“华胄从来昆仑巅”）。

（三）

可是西来说也没消失。第一，学术传统既已形成，就有其生命，会继续传承发展。例如刚刚讲的《楚辞》研究，后来在苏雪林等人手上，关联于巴比伦来讲楚文化，即讲得花团锦簇。

第二，是刚刚也说过的，在中国内部找源头毕竟遭遇了瓶颈，商还好办，夏就找不着确切头绪。至今夏朝都城，挖来挖去、考来考去，都还不知在哪。既如此，当然就不能怪人家去域外找答案。

第三，刚好，当年殷墟商代王陵区与祭祀坑的人骨标本被带到台湾，其中一些人骨有高加索白人特征。这就更让人怀疑商王室是高加索白人人种，人种西来仿佛更有了证据。

第四，中国人在找源头，外国人也在找。其中最占势力的是非洲起源说，认为全球现代人的共同祖先来自5万年前的非洲。其次是多地区起源论，认为分布于亚、非、欧三大洲的早期智人分别进化为现代人。

可是近三四十年，在现代人线粒体、Y染色体和化石证据、语言学等各方面的研究，均支持非洲起源说。一些遗传学家对于中国现代人起源，也支持非洲说。所以形成一种人类是从非洲走出来，不断向北、向东扩张的“共识”。

这个难得的共识，当然大大增强了中国人种及文化是从北非西亚传播过来的旧说。不但“民科”领域趋之若鹜，学界发展这种观点，挑战民族史学和官方考古及博物馆体制的力量也愈来愈强。

所以，过去如果你听到有人说黄帝就是埃及法老王；炎黄子孙都是从埃及或巴比伦迁徙来的；夏朝之所以找不到是因为根本不在中土；西来的亚美尼亚华夏人和欧洲人先后统治了中原；所谓汉人就是外来白种人和中国土著的混合，故绝对找不到确切的汉族基因；逃到偏僻地区的中国土著，还保持了一些原始落后的面目，如藏族、苗族等；汉字汉语也都来自苏美尔、埃及或雅利安语，所以周代的普通话称为“雅言”、最早的字典称为“尔雅”；中国、齐、冀、九州等词汇都来自两河流域；昆仑山就是库尔德山kueditan、华夏就是Haya、渤海就是波斯湾；太原、太行山、太原的太（泰）是古英文TITAN的译音；三星堆就是外来文明的证据，其铜矿来自南非……，你一定笑破肚皮，现在，却是最新信息了，非常热闹，不能不仔细聆听。它是学术还是臆想，跟外星人问题一样，却很难断言。

四、对中国人向东向西的描述

西来说，虽有现代各种学科如遗传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的加持，但其底子都是：殖民征服。

埃及、巴比伦、高加索、雅利安或什么民族什么王，越过昆仑山，东迁中土。说的人，脑袋里的图形，都是亚力山大东征式的。

这种长途、大规模、民族扩散的殖民征服说，事实上也就是西方世界的基本发展模式，从腓尼基、希腊到后来的大航海都是如此。

所以当一大堆人说西方人和文化如何如何东迁到中土，说得热火朝天时，也就有另一派人以同样的模式来想象：东方文明也如此向外传播。

如法国德吉涅（Joseph de Guignes）1761年发表《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亚洲极东部的几个民族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说的扶桑国，不是日本，而是现在的墨西哥，所以美洲是中国人发现的。1846年英国梅德赫斯特则认为武王伐纣时，不少殷人渡海到了美洲。2002年英国海军退役军官加文孟席斯的《1421：中国人发现世界》又主张郑和的船队发现了美洲。

这些讲法，国内也不少附议者，说殷遗民、孔子、张衡、慧深、李白、杨贵妃等人抵达过美洲的都有。卫聚贤《中国人发现美洲》《中国人发现澳洲》《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尤为巨擘，他甚至还率人乘坐依广州出土汉代船形复制的木舟，经南洋东驶美洲。

中国人除了曾经东渡太平洋之外，也应该曾向西拓展。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就说周穆王西征到了华沙，其行迹超过了后来的成吉思汗、拔都。

你说这太夸张了，怎么可能跑那么远？哈哈，埃及法老和巴比伦国王Nakhunte都能一路打到涿鹿了，凭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到华沙、到墨西哥？

五、西方伪史论

另一路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反击，是直攻西方文化，说其古史本多伪造。

何新《希腊伪史考》，董并生、诸玄识等人《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等，都强力论证西方古史是近现代欧洲人伪造来的。

据辨伪者描述：早先安尼乌斯伪造的“曼涅托之古埃及史”和斯卡利杰的“科学编年”，后来被珂雪进一步加工。珂雪熟悉中国文化，编过《中国图志》（China illustrata），故利用中国文化元素来对“埃及学”填充，利用汉字演绎出埃及象形文字，以致被称为埃及学之父。

这类加工者，渐渐将远古埃及和巴比伦文明打造为上古希腊文明的基石，后来遂以此衍生出中华文明西来说。中国学者受此影响，乃在埃及考证出一个中国的“夏朝”，并宣称在中东地区找到了《山海经》记叙的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昆仑山，昆仑丘，昆仑墟，等等。

源头如此伪造，底下辉煌的希腊罗马文明，当然更多伪造。

例如当时没有纸，孔子孟子都只能写在竹简和绢帛上。梁启超顾颉刚等人，晓得去考证经书和先秦诸子的真伪，为何却不问问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几百万字的著作是怎么写的？就写在羊皮上？那千万张羊皮怎么流传？……

现今之所以要揭发西方伪史，也就等于把《古史辨》的工作也针对西方做一次，是符合学术正当性的。占据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学院派及主流媒体讥笑它是一股歪风，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极端化，是战狼行为，是为了反西方而反西方的学术义和团行为，并不确实。

事实上，西方史实的辨伪，由来已久。一路是解构神话，跟中国当年的古史辨运动几乎一模一样，把宗教话语、神话文本拆分出可信的历史和演绎的传说。

另一路是解构解释者。例如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1937—2013年）《黑色雅典娜》论证说：早期希腊文明被认为是来自东方的（埃及和西亚）；十八世纪以后，埃及的地位被印度取代；十九世纪后，英国发展雅利安模式，腓尼基人也开始成为希腊文化的源头；二十世纪，雅利安主义大盛，希腊文明被解释为北方说印欧语的族群或雅利安人征服土著的结果。换言之，“现代学术”重新建构了古希腊人根本不知道的古希腊。

这两种辨伪方式，西方成果很多，国内正该多多参考，以弄清楚西方古史的底蕴。国内言必称希腊的西学人士耳目闭塞，胶固于雅利安模式中，拒绝反思，恐怕不是好事。

六、中国是全球文化的总源头

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反击，西方伪史论只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正面说中国文化不但不是西来的，恰好相反，中国文化才是西方的源头。

持此类说法的人很多，九十年代以云南彝族发源说为盛，近年可以杜钢建的“大湘西”理论为代表。

杜先生近作《文明源头与上古茶陵》的章节是：茶陵云阳先生与云阳氏少昊、英国盎格鲁人是茶陵少昊后裔、威尔士人是茶陵少昊后裔的秦人、高卢人源于古代茶陵地区、释迦牟尼是茶陵少昊的后裔、古希腊鬲人是茶陵少昊后裔、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是茶陵少昊后裔的秦人、亚历山大与茶陵炎帝和少昊文化、可萨人与茶陵炎帝和少昊文化、西班牙主要族群是茶陵少昊后裔、巴勒斯坦人的祖先是茶陵少昊后裔、唐朝皇族李氏是茶陵少昊后裔、中国古代宪法对西方法治的影响、少昊祭祀文化影响世界、古埃及文是茶陵少昊氏鸟语、腓尼基文字是茶陵少昊后裔创立、少昊后裔盎格鲁人的英文字母源于古汉语……

不但认为上古茶陵文化包括或衍生出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尧、舜、禹文化，而且从茶陵传播出盎格鲁人、威尔士人、高卢人、古希腊鬲人、西班牙人、巴勒斯坦人、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亚历山大、释迦牟尼等族群或人物，古埃及文、腓尼基文、英文也是茶陵少昊后裔创立。

所以湖南可说是全球文化总源头，恢宏博大，包括寰宇。其近期《华夏匠帝与外星文明》更是把外星人也捎上了。

你觉得他说得太恢阔了？不，他像镜子。人照镜子时，影像刚好是相反的，你的右边恰恰是镜中人的左边。中国文化西来说，说中国文化是从埃及等ABCDEF哪哪来，说得理直气壮，仿佛真理在握；杜先生如今说中国文化开枝散叶到埃及等ABCDEF各处去，如镜示像一番，你就说他不合理不合法？

七、追溯世界文化为一元？

方向上或研究形态上即使合理合法，能不能让人信服，还得看论证的手段。无论说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还是西方文化传进来，都需要把证据摆出来。

然而，论证是很难的！

几乎所有人都高估了自己的智商而无视这句话，所以动辄下各种论断，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

以西来说为例。直到目前，人种方面，真能算得上证据的，只有殷墟祭祀坑存在类似高加索白种人的人骨。可是，（一）人骨出于祭祀坑，属于祭品，是俘获的战俘，可能性远大于贵族和平民。

（二）有“高加索白人特征”和“是真正的白种人”之间还有巨大的距离。

（三）通过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可发现商朝人的人种特征和东亚人种高度接近。几千年前的商人跟今天华北华南的人差别不大。即使在同时代，商人也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接近，所以商人之主体绝非外来户。

（四）殷墟各种商代人像，包括人体圆雕、浮雕、半浮雕、平面图像，也没有一例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相貌。

（五）基因数据，显示的只是该检测样本的分子遗传学属性，而所谓的“西亚人种”或“高加索人种”等概念显示的则是体质学属性，两者更不是同一回事。拿分子遗传学概念来推导体质学特征，只是让张飞去打岳飞。

人种西来如此，文化西来也一样。

个别物、事、技术，吸收了外来成分再正常不过啦，例如麦子，《说文》就明确说了是西来的。可是，（一）我们又不仅拥有麦文明，我们更主要是从事稻作，稻子可不是西来的。

（二）新的炭化小麦测年研究，发现小麦东传可能是先到胶州日照一带，由海岱地区向中土内陆传播，而非由新疆、甘肃传入内地，瓦解了过去的物种西来想象。

青铜技术也一样。我国青铜文化的兴起，确实受到西亚中亚青铜文化东进的强烈影响。但一句“中国青铜主要是食器和礼器，不作为生产工具，也不造神像”就堵住了他们的嘴。

也就是说：中国人种和文化西来说，无法证明，硬要论证，只会让自己陷入像我上文这样无数的质疑和批判中。但若说中国的人种和文化，有些是西来的，那就一点问题也没有。

这两者，不是程度的问题，而是性质。中国人种和文化西来说，背后是寻找单一人种和文化源头的思维；后者没这种奢求，只是承认世界上到处都有人、都有文化，常彼此交流学习。

杜钢建《文明源头与上古茶陵》虽然看起来很像“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翻模，但他很少如“西来说”那样说大湘西或茶陵为东西方文化总源，而大半采取分项论证的方式，说甲为A之源、乙为B之源、丙为C之源，等等。这是很聪明的做法，接近于后者。

但依我前面说的镜像关系，镜中之像如果有什么问题，问题往往在于照相的那个人本身就长得不像样。既拿着“文化一元论”去照镜子，恐怕很难摆脱一元论的困局。

本来世界上各地都会生人、都可以创造文化。可是一元论者不这样想，偏要认为所有人类均出于一个始祖，或由一种文化发展来。从亚当到非洲老奶奶、从埃及西亚到中国，都只是如此一元的（即使本来不是一元之生，也要透过长征、殖民、传教、同化，形成一元之长）。

如此偏执，我以为殊不足取。因为这种一元其实是假的，把人区分成高低级，土著必须放弃他自己这一元，向高级那一元的选民、征服者贴近。

正因本来多元，所以硬要讲成是一元时，就只好勉强比附。Nakhunte即黄帝、华夏就是Haya、渤海就是波斯湾，当然都是比附。杜钢建说周武王即大卫王、周成王即所罗门王、耶和华名字的意思即是华夏……也仍是比附。

无限比附的目的是为了溯源。为了寻找民族及民族文化的源头，大家真是操碎了心。

八、中华民族自己的形与象

可是大家忘了：民族这个概念是近代西方发展出来的，汉语“民族”亦是日本对西方观念的的译词，“中华民族”这词也出现于清末。因此，追溯祖源，看起来类似我国传统的行为，实质却迥然不同。

首先，中国人不论整体族源，只论一姓一氏之祖；其次，该姓氏分流到某地的开基祖，被重视程度高于始祖。欧阳修、苏洵以后，族谱几乎只论开基祖。修族谱的原则是“断自可见之世”，五世以后，各支系且要另写家谱。也就是详今略远、重流略源、论其分而不执其始，跟我们看长江黄河一样。长江源、黄河源历来都讲不清楚，但说其水系，如《水经》《水经注》之类，則特别明晰。

同理，世族门第贵族社会，中国也是世界上崩溃得最早的。因为国人相信将相无种、英雄不论出身，所以始祖血缘无足挂齿，后来子孙的奋斗状况才重要。说头上有通天纹的正黄旗大妈，可是要被人耻笑的！

西方的民族观念、注重“我从哪里来”、探寻始源的行动、一元论的思维，却打破了这一切传统，并引得众多优秀头脑去做这不可能有答案的智力竞赛。看起来可悲，事实上却又呈现或呼应着世界史更大的动向。

原来，人们从十九世纪以来，就一直在“召唤未来”。认为人类科技工业之发展，已经突破了历史与传统，全球现代化将带领所有人类迈向新的阶段，进入新未来。即使马克思唱衰这个进程、批判工业资本主义，也仍强调人类会迈向新的社会阶段。所以这两百年间，整体的呼声是召唤未来。

然而实际的行动却是“走向过去”。现代史学、考古学、遗传学、基因研究，都诞生于这段时期。不但走向过去，而且直入洪荒，要上溯始源：跟宗教能挂钩的找到上帝那儿，不能的则说外星人、天外文明。替印欧民族找源头、替中华民族找来历，只是这个大趋势大动向中的一环。中国，从清末开始“走向世界、参与世界”之后，自然也很难避免不加入这个动向中，且以加入为时髦。

然而，苏东坡有一首《和陶渊明影答形》诗说：“君如火上烟，火尽君乃别。我如镜中像，镜坏我不灭。”陶渊明有形、影、神三诗，东坡和他，亦犹陶诗之影也，然而其诗却有独立性，与陶不同。他说：影虽附形而生，但形如火上之烟，生命力消失，形也就没了；影却是镜中之像，镜坏而影不灭，自有生命，不尽与依托者一致。

我愿用这首诗的观点来看杜钢建《文明源头与上古茶陵》一类作品。因为这类作品虽因西来说、民族溯源潮而生，论述亦与西来说有镜像关系，但却是可以有独立之生机的。譬如溯源，镜中之像自会转成分流，而分流就是中国史学了。黄河夙有九派、论学当称九流、诗家明其宗派、族谱力叙分支。上古茶陵，如果重要，应在流而不在源，这是我对这类说法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