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

郭齐勇

编者按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学界一般认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著名理学家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四书被与科举考试牢牢绑在一起,四书中的一些观念也被封建统治者变成控制社会思想的意识形态。今天,卸下历史给予四书的种种负累,回到四书的原典,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古人的智慧,用它来营养我们的思想。我们希望广大读者就四书是否应该走进中学课堂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老教育家任继愈先生在为新华出版社引进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学基本教材《论语卷》《孟子大学中庸卷》写的序言中曾指出:“多年来我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奠定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在大学学了哲学或政治课开始的,而是在中学时代,从十二三岁时随着身体的发育、知识的积累、意志的培养平行前进,同步开展的。再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也是在中学时已经考虑过将来如何做人。”他又说:“要养成关心别人,帮助弱者,坚持真理的品格。这是一个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条件……这样的基本要求,起码要有十几年的系统培养……中学是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幼苗打基础的阶段,只有语文课可以负担这个任务,其他课程无法替代。”任先生的意思很明显,“四书”进中学的课堂,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四书可以提供基本的价值理念。它教导我们以孔仁孟义、气节人格来滋润生命,面对现实,立身行世。

　　“四书”或称“四子”,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论语》在汉代即是妇孺必读的书,“四书”自宋代以来是中国人必读的书,作为当时人们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成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蒙学读物与民间文艺,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核心价值,四书的主要内容,又通过私塾乡校、教书先生,通过唱戏的、说书的,从各种渠道流向社会,影响世道人心。

　　“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四书”里很多内容告诉人们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代张载(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对儒学精义的概括。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早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讲,以儒家文化为基底的中国文化其实是形塑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

　　一个社会,一个族群,作为其文化土壤或社会化文背景的有两个东西,一个叫“伦理共识”,一个叫“文化认同”。所谓“文化认同”或者叫“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认同”,解决的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问题,是个体人所归属的民族文化的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是精神信仰的归乡与故园。所谓“伦理共识”,其实是在民众中的一个隐性的,然而又是有约束力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对待家庭与社会的方式以及终极信念的共同点。实际上,一个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法治社会、工商社会的建构,不能不依赖于“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再严密的法律,也代替不了社会的伦理道德;进一步说,健康的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恰恰是建立在民众的底线伦理、民众的伦理共识的文化土壤之上的。而“四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孕育中华民族的“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的基本经典,其中所讲的道理,例如“仁”“义”“礼”“智”“信”五常等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一直到今天还活生生地扎根在老百姓之中,继续为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复兴起着积极的作用。包括“四书”在内的人类文明的经典,可以陶冶现代人的性情,治疗现代人的心理疾病。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接触本国的经典。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等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都是视为当然的,是他们的人文修养的基本功。法国的小学、中学的国文教育,注重本土文化思想的训练,中学生即开始学笛卡尔、马勒伯郎士的哲学,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学等。一个中国人,也应当掌握好母语,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诵读一些中国经典。

　　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文学院长、汉学家波尔教授(他的中国名字叫卜松山)曾经在北京与特里尔多次郑重地对我说过:“你们中国有很好的伦理资源,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们放弃了,没有用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教育后代,这非常遗憾!”

　　几十年以来,我们的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中,缺乏国文、国学基本知识和传统道德的教育,近10多年来虽有所好转,但仍然不令人满意。就取得全社会普遍的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而言,就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可持续发展而言,幼儿与中小学教育中的国文、国学教育不容忽视。因此,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幼儿、小学生和中学生加强中华民族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把“四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对公民社会的形成,和谐社会的建构,对长治久安,对人的全面发展,百年树人的大业与共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从公民的文化教养与民族文明的健康发展来看,应当有法律条文严格禁止中学生的文理分科。同样的,我国应当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立法,或者说,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必须对幼儿与中小学生进行传统语言与文化的教育,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必须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精力大大超过学习国语的状况。

　　我特别要说明的是,儒家教化不是所谓道德说教,而是春风化雨;儒家教育不仅不排斥技艺,而恰好正是寓于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之中的。儒家的教育方法,绝不是今天的满堂灌,而是以启发式为主,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主张以意逆志,深造自得。儒家讲的教育,是全面的、广义的教育,包括今天的知识教育、技术教育、道德教育、生死教育、艺术教育、身体教育等德智体美的各方面,包括今天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各层次。《礼记·学记》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教育功能的两个方面:第一是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及人才的全面性,第二是形成良风美俗、道德风尚与人文环境。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交叉整合的。

　　中国人很重视家风、家教。著名学者、中外哲学与佛学研究专家汤用彤先生在讲述自己的学养时,首先讲四个字:“幼承庭训”。这就是幼儿时代所接受的家教,启蒙教育。古代叫“正蒙”,即开蒙的时候一定要端正。国文与国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这主要依赖于家庭教育、幼儿教育与社会教育。我国古代的诗词歌赋、棋琴书画,对幼儿、少年、青年乃至成年人的性情的养育都有益处。现代公民社会需要博雅教育、心性修养教育与君子人格的培养。让儿童与少年愉快地适当地背诵一点蒙学读物、古代诗词与《论语》等,很有好处,终身受益无穷。这不仅对孩子们学人文有好处,而且对孩子们学科学有好处,对孩子们将来做人、立身行世都有好处。过去一些有名的自然科学家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文史哲的功底,例如数学家华罗庚院士、李国平院士,生物学家吴熙载教授等,都擅长诗词书法。他们从小都背过经典,接受的教育很全面。

“四书”的教育,贯穿、渗透到社会、家庭的各方面,起着良好的作用。培养一个对社会、国家、民族有用的栋梁之材,不管他将来做什么事业,根子要扎正,特别是做人的教育,人文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应视为根本。这正是“四书”进中学课堂的重要理由。

（原载《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