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法美育塑正大气象

 

张跃月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水木学者”博士后）

 

 

引言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美”与“德”不应彼此割裂，而应构建相生相合的和谐关系。书法艺术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之性灵，具备深厚的美学价值，不乏对人性的启示，能够提升人的精神品格。书法美育通过“观”、“临”、“悟”、“创”四个逻辑步骤，促成习书者书法技艺与人格素养之精进。书家须正本澄心、挺直脊梁，在书风与人格方面追求“正大气象”的境界。塑立正大之美育根基，方能实现书法艺术上的百花齐放，从而使中华优秀文化生生不息。

 

一、书法美育之目的在于养善去恶

 

所谓美育，必然涉及“美”与“德”之关系。古今中外的学者文人，根据对二者的不同定义，生发出对二者关系的不同看法。其观点层出不穷，讨论热度从未衰减。发展到当代，出现将美与德完全割裂的观点。这种观点希望提高美学的独立地位，以防美学成为道德理论的附庸。自然，美与德的概念本不相同，谁也不是谁的附庸。在创作或批评艺术作品时，也应注意两者的区别。而与此同时，也不应忽视一个道理——不相同不等于不相通。美与德联系紧密，强行将二者割裂，理论上似乎可行，但实践上并不可取。

区别不同于排斥，独立不同于对立。美学与伦理学皆为人学，而人本身的思想是统一的。试问，若某事件、某现象、某作品，触犯了一个人的道德底线，那么他要怎样才能做到欣赏并热爱它呢？即使逼迫自己，不将它评价为“丑”，也不会感受到发自心底的愉悦之情，从而难以产生审美体验。因此“我们不应该假定艺术家必然是传统道德的敌人”，[1] 而应正确看待美与德相生相合的关系。

文化书法，以文化人。书法艺术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之性灵，具备深厚的美学价值，多有对人性的启示：“中国书法发展史是人性不断觉醒、生命不断高扬的历史。人通过审美和书艺实践，在发展着的社会关系中不断扬弃自身的历史形态而完善自身。书法艺术的生命力同人性一道发展，长久衍生。”[2] 传统的道德理论自然有不足之处，以至于影响到美学的发展，但若因其瑕疵而完全抛弃道德本身，导致书法艺术丧失品德，则作品将引人反感，而非激发出欢悦之情或引申出深切思考。将美与德完全割裂的思维，不考虑人性的复杂特质，无法呈现出生命应有的活力，因而其美学价值只能停留在浅表层次，仅具备实验性意义。

一言以蔽之，美与德应构建出相生相合的和谐关系，以此为前提的美育，应养善而非助恶。人在被抛出至这个世界时混沌无知，也就不存在界限分明的善恶意识。混沌是纯粹的，客观冷漠有如静物，它非善非恶却混善混恶。看人会成为善人还是恶人，由之后的教化决定。如扬雄所言：“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3] 客观上不能否认的是，恶存在于现实之中，正因如此，教育才不可或缺。美育应倡导从善去恶，引导人们从混沌中脱出，成为善良优秀之人。美若倾向恶的一面，真与善皆不可得，也就摈弃了自身的存在根基。失掉根基，剩下的是虚伪与浑噩。人性随之重回混沌状态，美不再为美，最终堕落为丑。

 

二、书法美育之逻辑：观、临、悟、创

 

书法作为独特的艺术形态，拥有独特的美育逻辑，可按顺序分为“观”、“临”、“悟”、“创”四个步骤。按刘熙载之言：“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4] “观”、“临”即“入他神者”，“悟”、“创”即“入我神者”。习书者之修为，随此四步愈发深入，其书法技艺与人格素养得到锻炼，遂艺术境界不断提升。

所谓“观”，即是以书会人，从由古至今的经典书法作品中，去体验其高明之处。除观察书写技巧外，还要体会到书法作品所表现的格调气质，运用文化思维看待作品。是非对错各人皆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都不乏智慧的结晶。许多当前存在的问题，可以从经典作品中寻找答案。扬雄有言：“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5] 若有圣贤当世，则有幸得观圣贤亲授其思想；若不能与圣贤同世，如何窥得圣贤之风？这便得以圣贤的著作为准则了，因为书与人是一体的，并且是思想精髓的呈现。将此逻辑运用到书法领域，亦是可行。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因其具有丰富的层次。不仅笔法技巧精美非常，书写内容亦深入人心。丰满的艺术形象，使得书法作品在被接触的瞬间，就能被感知到其精神的不凡。人们在观察经典书法作品时，仿佛有种说不出的肃穆在胸中一阵阵地激荡。之所以能感受到这种崇高之情，是因为经典书法作品的气韵，宏伟庄严。于是观赏者与书写者，无拘时空阻隔，在书法作品中融为一体，一起超脱小我、激发大我。我不再是世俗的我，而是更伟大的我。就这样，观赏者在交汇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其审美观念随之进步。

所谓“临”，须得亲身体验前人的一举一动。跳出观赏者的身份，成为扮演者，这是比“观”更为深入的交流层次。一些人认为，临摹经典书法只要锻炼笔法技巧便足够，不需要理解内容，也不需要背临。然而临摹若止步于此，则将经典书法的价值降级了。如前文所述，书学是人学，既是人学，则避免不了感情。不俗的书写内容，是经典书法作品作为优秀艺术的闪耀之处，是感动世人的重要原因。见物起兴也好，家国情怀也好，临习者须理解并沉浸于这些思想情绪，把自己的心放入圣贤的神思里，将他们创作时的心境——其喜乐、其悲忧、其奋勇、其狂放、其哀思、其无奈，都一一体悟。而后终于真正领会，经典作品的每一个字为何如此排列，于是便下笔如有神。若仅摹其表、忽略其里，则不得气韵，临习者就无法创作具备高审美价值的作品去感动世人，书法艺术就难以守正创新。临帖心必沉，方可感受一笔一画的来龙去脉，方可融古今于一身，得以与神共感。正如学习历史，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仅仅了解事件本身是不够的，更要领悟到历史精神之厚重。不临经典则无以沉淀，涂抹数笔却妄称风流，只是无谓的猖狂罢了。

“悟”之一步，于“观”、“临”之隙，自然达成。“观”、“临”已触及经典书法的精神文化，习书者的自我修养也精进许多。“悟”则是在二者基础之上，结合习书者的个人经历与时代特征，构建出属于自己的书法理论，将书法意识自我化，实现主体自觉与自我超越。怎样的技法是精巧的，怎样的心法是高雅的，入古而出古，而后领悟书道与人道。在此阶段，习书者对书法的理解程度已颇为深刻，其造诣已是相当高了。王羲之有“意在笔前，然后作字”[6] 之说，把“悟”放在“创”之前，因为在写作之前，需要先学会怎样写作、怎样做人，需要知道哪一条路是正途。人生苦短，若是堕入邪道，只是浪费宝贵的生命而已。具体到当代，书法已然超越实用意义，成为一门艺术。书法是“停下来”才能做好的事：书写时凝神屏气，一笔一画都不可马虎，需要全身心投入。书法艺术端正庄重，呈现出温润典雅的生命形态，“依于笔，本乎道，通于神，达乎气”。[7] 在“悟”的境界里，我不再是世俗中的小我，而是宇宙中的大我。在精神生态危机频出的当下，书法艺术正好可以作为一剂良药，改善当代人的精神生态。

“创”是书法美育逻辑中的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在“悟”出属于自己的真理之后，将自我的生命力用笔墨的形式展现在纸张上，是为“创”。创作出专属的优秀作品，可谓难于上青天。因为“创”不断考验着习书者的书法技艺是否纯熟，不断质问着习书者的心性品德是否正直。并非所有人的书法都可以用“书如其人”来形容：“美的书法和美的人格是否必然一致？人品不好而能写一笔好字，可能不可能？人品好而字却丑拙，可能不可能？”[8] 若论字与人的一致性，诚然状况万千，不可一概而论：有“一艺之工，不以人废”[9] 之论，亦有“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10] 之论。文化书法注重文人风骨，强调美育与修心的统一性，因此字如其人是书法艺术守正创新的自洽要求。字与人互为勉励、两者同修，方可达到至上之美，否则作品的审美价值便大打折扣。书法艺术若想获得最高评价，须人书皆美、不可偏废。将技法与人格都锻炼好，达到真、善、美的标准后，还需对自我有清晰的认知，从而有意识地塑造仅属于自己的书法风格。形成专属的书法风格，一看便知是谁的作品，实则是创造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对书家而言，书法之美与人格之美，皆为历史所需，单偏一方都难以不朽。因此书如其人与其说是释书理论，不如说是书家应追寻的艺术境界，是书家理应踏寻的修书正道。

文雅之书，谓书写者浩瀚之素养；端庄之书，谓书写者明正之品德；重骨之书，谓书写者刚硬之脊梁；纵逸之书，谓书写者脱尘之心气。在书法美育的逻辑步骤中，若想彰显个性，并不需要极端的标新立异行为来达成，温润中和亦能通达大道。将人格注入书法作品之中，书法才具有灵性，要达到这个境界，需要长期的修习。孙过庭有：“通会之际，人书俱老。”[11] 项穆有：“古今以来，莫非晚进。”[12] 皆言习书不可急于求成。习书者要实现理想，定要将所有问题研究透彻才罢休，须直面在技法与气韵上的不足，改善人品与个性上的稚嫩。古今良作、为师为友，谦逊地面对自身的问题，选择改进而非逃避。长此以往，有意者必达之。

 

三、正大气象——书风与人格之脊梁

 

“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十六字方针，为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一直以来所提倡并实践的理念。书法“作为人对世界万物审美性抽象的线条，在其象征功能方面直接是人的情感的迹化”[13] ，其性质注定书法美育与道德人格息息相关。“正大气象”不仅指涉书法技艺的境界，也指涉人格素养的境界。

“正”与“邪”相对，指向善意与美德。正的具体表现在每个时代都不一样，但为人类带来幸福的宗旨不变。邪之所以为邪，是因为给人带来的不是欢乐与幸福，而是伤害与痛苦。站在人性的角度上看，邪必须被摈弃。推崇邪气而打压正气的现象，其中必定藏有不良动机。也许是自私自利，也许是恶意作祟，无论何种缘由，都不应是社会健康发展的朝向。书法之正，正在形式技艺上，亦正在内容神韵上。若一个人，所见所闻皆述正道，那么他所著之书便难以歪曲，因为他从根本上排斥邪气，不屑于去做哗众取宠但并不能给人类带来正向价值的事。社会与文化的前进路线迂回曲折，途中所出现的歪风邪气，标新立异却没有人文价值。既无人文价值，那么终将被淘汰。纵观历史，文化与美学的发展总会遇到瓶颈期，但瓶颈期不会一直存在，只要通过人们不懈的努力，瓶颈期总会过去。人的身份不一、想法不同，而正气对人来说，是千百年来不变的理想，邪不压正是必然趋势。人事尽善，未来尽美。

“大”与“小”相对，其境界亦体现在书风与人格两个方面。书风之大，指书写者不可闭目塞听，仅将自己局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我而不思进取。书家追求大，望将古今之精华融会贯通。习书者需多学多探，经由经典作品的文化精髓浸染后，才能抛却昨日懵懂之心，不再只顾自我审美意象的满足，而是多了责任、多了情怀。人格之大，谓凡事不可只顾私利和贪欲，而要考虑到他人的权益，与世界共情以实现大我。书风与人格之大，看似不同实则相通，皆可由美育培养而生。打开眼界，深入体验古今中外丰富多彩的文化，真正做到“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14] 人格上也自然而然不再固步自封，不再仅顾一己私念。

“正”与“大”，并非指书风与人格必须整齐划一，而是指人性之脊梁不可断折。挺直脊梁，才可发展出多样化的书风与人格。刚与柔、暖与冷、狂与谦、喜与忧，皆可包容受纳，其前提是为人须行得正坐得直，坚守底线才能百花齐放。引五行学说中的“水生木”[15] 为喻。《尚书》述有“水曰润下”，又有“木曰曲直”。[16] 此喻之中，水为正大之德，是培育书风与人格的必要之物。木因水润而生，如若缺水，木则枯槁憔悴，又谈何生生不息。木之形貌不同，如人之书风、个性不同。无论木的形态如何，是巨树参天或是繁花似锦，都离不开水的浸润。书法美育除了培育习书者的审美观念，还要矫正习书者的筋骨脊梁，使习书者奋力追求正大气象的境界。

 

结语

 

达成正大气象的境界，以对抗现实中的不正之风，实非易事。人无完人，每个时代也都有其局限性。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具有两面性。与此同时，人们也清楚地认识到，正因人类不断追求着正大气象，社会才能不断向前迈进。正大气象的书法美育，最终的归结点在于“人”——美育最终培养出来的应是“正人”与“大人”。在当代，正大之人已不是单纯个性层面上的概念，而是应该被教育出来的根本素质。正，则思无邪念、以身作则；大，则超越小我、传承大美。在后现代文化中，恶与私都有了生存空间，造成了一系列文化问题。此时更需要正本澄心，强调“养吾浩然之气”，[17] 以巩固文化之脊梁。“文化书法就是要回到文化的根基处。”[18] 若失此根本，人性失去善的一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对歪风邪气司空见惯而不思改变，自然无法进取，最终将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因此，人之脊梁与书之脊梁，傲不可断。

 

参考文献

1.金开诚，王岳川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2.罗蒂著，徐文瑞译：《偶然、反讽与团结》，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3.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

4.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5.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6.王岳川：《书法文化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7.王岳川：《简明中国书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8.王岳川：《简明中国书法理论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9.王岳川：《饮之太和：书法审美境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10.王岳川主编：《文化书法论集》，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22年。

11.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

12.郑玄等注：《十三经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13.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注释

[1] 罗蒂著，徐文瑞译：《偶然、反讽与团结》，商务印书馆，2003，第230页。

[2] 王岳川：《书法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247页。

[3]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上，中华书局，1987，第85页。

[4] 刘熙载：《艺概》，《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第715页。

[5]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上，中华书局，1987，第82页。

[6] 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第30-31页。

[7] 王岳川：《饮之太和：书法审美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第4页。

[8] 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第117页。

[9] 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第117页。

[10] 朱和羹：《临池心解》，《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第740页。

[11] 孙过庭：《书谱》，《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第129页。

[12] 项穆：《书法雅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第534页。

[13] 金开诚，王岳川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前言第7页。

[14] 王岳川：《饮之太和：书法审美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第163页。

[15]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第313页。

[16] 郑玄等注：《十三经古注》，中华书局，2014，第119页。

[17] 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第232页。

[18] 王岳川主编：《文化书法论集》，河北美术出版社，2022，第12页。